“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数字化测度

基于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的界定，文章借助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对我国产业数字化特征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间循环，其次是产业内循环，而外循环的影响较弱。同时，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数字产业有所差异。数字产品制造业是推动中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数字产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与数字产品服务业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应用业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表现最弱，与传统产业未形成全面关联性。     

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现行统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其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和资本核算方面的挑战，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原理及可行性。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活动对现有核算体系中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资本核算、金融核算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核算与中心框架中产业单位、交易特征、生产者、生产范围、收入分配等的关系。然后，基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分类和中国核算实践分析了中国产业、产品分类的国际可比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生产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和资本核算的专门性设计，并构建了一般性的核算指标。在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最后，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对中国开展数字经济核算工作提出了建议，即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开发中国数字经济高频大数据的获取方法、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     

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文章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及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同时,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在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低农业产业集聚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物流业数字化程度测度

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和《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物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编制了2012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包含物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关联性,以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测度物流业数字化程度,并分析了物流业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物流业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对物流业数字化的贡献度最高,随后是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技术应用业贡献度最低;4个物流业部门的数字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贸易物流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物流业,其中贸易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字化程度受数字产品制造业影响最大,邮政物流业受数字要素驱动业影响最大,仓储业受数字产品服务业影响最大。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产业链现代化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引擎,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并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和门限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分维度来看,数字化基础对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果明显强于数字化创新,而数字化应用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产业链现代化;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OECD数字经济核算研究最新动态及其启示

本文主要概览了OECD数字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动态,探讨了数字经济内涵界定、核算内容及方法和数据来源三方面核算问题。首先重点梳理了OECD基于包容性视角、核算视角和初步测算视角的内涵界定及特征分析,然后综述了OECD数字经济核算的主要研究议题及方法,包括增加值及总产出核算、价格和物量核算、消费品资本化核算、“免费”经济核算、数字平台中介服务的流量核算等内容,接着以最具典型性的分享经济为例探讨了目前OECD国家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关于数据来源的统计实务,并针对最为广泛使用的税务机关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公布的官方统计现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最后,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特征分析、核算方法和数据来源,本文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核算工作提供了全面统计、动态监测、优化方法和挖掘来源等重要启示。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SNA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问题研究

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生产核算体系,缺乏数字经济增加值等官方统计数据,不利于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基于SNA 视角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同阶段其内涵表现不同,相应生产核算范围既是对现有SNA 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从核算目的、核算主体、核算客体和核算方法等要素看数字经济生产核算,既应与传统SNA 生产核算保持协调和遵循,又分别表现出其特殊之处;我国应分阶段推进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实践,新生型数字经济可借助“三新”统计工作实施,融合型数字经济需借鉴R&D 核算制定专门的核算和调查制度。本文能够为我国统计部门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工作和认知数字经济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统计学对数字产业的作用

<正>近几年，数字产业成可持续爆发式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据有关资料报道，这样的数字产业集群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数字产业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阶段。就生产型企业来说，目前更多的企业还处于产业数字化阶段，产业数字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新增长点，成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过度的重要途径。数字产业化阶段对大多数企业则刚刚开始，但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则在于此，     

中国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与产业规模再测算

由于产业间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健康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原有的健康产业统计分类已不能满足大健康产业的统计需要,官方统计也未测算出健康产业增加值,无法全面、及时反映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文章首先在健康产业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界定并拓展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在《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的基础上,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引入“大健康总产品”概念,聚焦“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两个着力点,从全产业链产品供给及全口径人群健康需求两个视角探讨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补充和完善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最后,依据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及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大健康分离系数,据此推算我国大健康产业及健康服务业增加值。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增加值为10.27万亿元,其中健康服务业增加值为7.04万亿元,预测2020年、2030年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8.46万亿元、21.27万亿元,基本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的预期。     

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国际经验及中国编制方案的设计

数字经济测度问题是信息革命下宏观经济统计面临的新测度挑战，为了准确核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贡献程度，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ESA）是一项较为可行的方案。本文在总结OECD等国际组织及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对数字经济测度及DESA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的现状，尝试提出中国DESA的整体框架，剖析了DESA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中心框架、核心表式与数据清单，明确了编制数字经济的静态总量指标与直接贡献指标，探讨了DESA的实例编制方法，以期为中国DESA的编制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数字知识经济增加值核算研究

数字知识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得到了飞速发展,研究数字知识经济核算问题是完成我国数字经济核算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对数字知识经济内涵、范围与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数字知识经济的生产模式、收益模式以及与平台的合作模式进行了归纳;进而根据平台所起的作用,分别以数字知识平台与生产者作为核算主体,详细研究各种模式下的总产出与中间消耗,确定生产法增加值核算方案。根据生产者是个人还是企业、平台是否参与生产等因素,详细讨论各种情况下劳动报酬、营业盈余、混合收入、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消耗的核算内容,确定收入法增加值的核算方案;并探究支出法GDP核算中数字知识经济的核算项目。以“得到”这一典型企业为例,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核算了其2020年1月至6月的增加值,并分析两种方法存在差异的原因和适用性,为有关部门进行数字知识经济增加值的核算提供参考依据。     

数据资产赋能统计现代化研究

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重要的生产力，数据已经上升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统计现代化发展形势对数据资产统计核算提出新的要求。探析数据资产对统计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已成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统计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基于数据资产与统计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从实现路径及实践应用两个角度探析数据资产对统计现代化的赋能作用。首先，对数据、数据生产要素和数据资产的内涵进行探析，从数据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及其蕴含的巨大价值、数据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及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等三个方面阐释数据具备要素属性与资产属性的理论机理；并对统计现代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其次，从核算范围、统计分类及统计测度等三个角度探究数据资产赋能统计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在数据资产赋能核算范围现代化方面，基于SNA对生产范围的界定，分析数据资产核算现状，并将住户部门为自身最终使用而提供的数据服务纳入以突破传统生产范围的限制；在数据资产赋能统计分类现代化方面，基于对现有分类标准的梳理来分析数据资产核算现状，通过对现有体系的细化重组编制数据产业统计分类以实现统计分类现代化；在数据资产赋能统计测度现代化方面，对数据资产价值实现路径及SNA估价方法进行探讨，...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构建

卫星账户作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既避免了对中心框架严谨统一性的破坏，又极大地扩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功能。为保持数字经济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紧密联系，文章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分类标准，基于全国投入产出表对数字经济相关活动进行剥离，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生产核算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分析，以期为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