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樊浩“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最重要的元素；是现代伦理精神建构的基础；同时又是现代伦理困惑中最基本的困惑。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人伦”都是建构的基础。因为，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伸出伦理之“理”，没有这...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情":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基础

儒家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伦道德之建设,在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传统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直都是从“性”来论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也就被认为是儒家道德哲学当然的基础。本文则认为儒家对于道德问题的阐释,主要是从“情”出发的,“情”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文章从“情”的来源、运作、本质特征以及道德功能实现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是在“情”(而非“性”)的基础上,儒家的道德哲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以“性”为儒家道德哲学基础的理解乃是被儒学“因情而论性”的解释模式所误导。     

论舍勒价值情感现象学中的情感理性

情感理性在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中是一个未明确提出，却始终隐含其中的重要概念，它标识的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非逻辑方面所具有的法则和秩序，即“感性的价值偏好的理性秩序”。与精神的逻辑方面——逻辑理性相比，情感理性具有优先性、在此性和不可证性三个特性。舍勒认为情感理性的认识对象只能是存在于本质领域的先天、客观、绝时的价值及其等级秩序，而情感理性在价值认识活动中具体展现为感受、偏好与爱之间的层层奠基关系以及存在于它们各自中的内在法则。因此，情感理性是客观价值秩序得以可能的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多侧重宏大叙事和治国策略,呈现“理”多“情”少、重“理”轻“情”、缺乏“人”“情”滋润的状况,容易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内在机理和大众认同内在机制的协调程度不高。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认知逻辑和认知路径上看,“合情”才趋“合理”,“入情”更易“入理”,“通情”才能“达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具有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理论逻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内涵和实践表征,即对历史敬仰之情、对人民敬重之情及对民族担当之情;探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述情力”、系统梳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资源,有利于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论域和视角,厚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情感基础,集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论道德实践中的情理辩证法

道德实践中情理关系的澄明，有助于坚定道德信念，理清修养的次第与旨趣。就自觉性与超越性而言，情感在道德中似乎较为消极，但论及自主性，道德还是以情为本的。践行理性观念的意志所压抑的不是情感，而是情感的直接欲求，道德实践真实成就的是情感的创造进化。由伦理而道德的过程，首先要经受观念与自然之对立，即伦理化道德的他律阶段。以理化情的意志践行绝不止于情与理一定比例下的交融，终将实现“德性自证”的“反身而诚”,证成自由意志的情理不二、理欲合一、全事即理的本体性格，及其普遍立法不离特殊的“应化”“创造”特点。     

许衡的道理心性思想

许衡宗朱子，传廉洛之学。他以“理”思想核心，认为“道理”是一以贯之的形而上本体范畴，“道”为伦理道德，“理”为道德伦理精神，二者均为伦理道德恒常不易的范畴；许氏承程朱格致之学，认为“格物”是“知”的前提，而“诚意”则是“行”的前提，提出“知行并进”的思维逻辑；许氏综罗张载与二程的心性之学，以“明德”为本体释“本然之性”（“天命之性”），以“立教”、“明伦”、“敬身”为变化气质、迁恶从善德三纲目；和合创新，奠定了理体学在元代受尊为宗的局面。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

“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接主题 ,否认了人性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也就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 ,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不同 ,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 ,由此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中国哲学讲求“悟道” ,通过“道”的把握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实际上 ,哲学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 (这是科学的任务 ) ,它只是一种如何在现存世界贯穿人的观点、人的态度、人的理想的标尺 ,以及如何进一步升华人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在这点上 ,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显然是有优越性的。     

论"经济人"的理性精神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作为其主体的“经济人”既有主观上个人性、自利性的伦理秉性 ,在客观上又有利他性、社会性的理性精神 ,正是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 ,才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经济人”的理性精神 ,必须有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及新闻舆论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市场经济制度来保障。     

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

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据此,基因伦理的文化反应,不应当局限于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提出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术任务是进行道德哲学革命的理论准备。应当用拓展了的发展伦理学的方法,而不是常规伦理学的方法进行基因伦理的研究。基因技术发展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颠覆了“自然人—自然家庭”这个“文明时代”一切道德哲学的基础。现代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具有三种形式。在克隆人未成为文明主体的时期,未来道德哲学的形态,将是“自然人—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     

个体主义情境下中国传统友善观的特质及再造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个体理性、自由意志为出发点来解决现实社会的友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友善价值观理论叙事的主流方案。然而,这一以普遍理性为基础来构建普遍适用的不偏不倚的友善道德以及在友善实践中对权利—义务对等关系的秉持,都缩小了友善价值观形成的现实空间。在反思现代性的维度上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友善实践中的价值资源,即家庭作为伦理实体是友善价值观发生的起点,仁爱作为自然情感催生了友善产生的道德基础,追求贵和、大同作为友善实践的伦理文化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代友善观中的个体性之失。只是传统伦理友善观固有的价值局限和现代变奏,即传统伦理文化中差序格局所造成的私对公阻碍、自然情感的底色所形成的情对理阻隔、伦理实体所遭遇的"去家化"与"家的污名化"等造成了传统友善价值观的现代困惑,由此,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再造是现代中国友善价值观建设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