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7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制造业就业总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已呈现出"机器换人"现象;同时工业机器人使用减少制造业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就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重塑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低技能型劳动力被取代的危机。本文以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理论机制为分析框架，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基于2011-2017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首先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定义为"AI产业化"和"产业AI化"，基于定义、逐家判断人工智能企业名单并定位人工智能的初始时间，再采用双重差分法围绕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及效应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制造业企业融合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低技能的就业比重，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内低技能潜在的就业机会被人工智能所挤出；（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负向效应具有动态异质性，即企业融合人工智能的时间越长，低技能就业比重下降的越多；（3）人工智能虽然通过刺激当期资本积累和收入扩张补偿了部分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减少，但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边际产出，促使企业最终减少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比重。     

制造业智能化、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高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智能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智能化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协同集聚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且制造业智能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技术创新与中小企业雇佣需求——基于员工技能结构的再审视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企业雇佣需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本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 在区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基础上,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 分离出技术创新对中小制造业企业雇佣增长影响的直接途径与间接途径, 并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中小企业运营环境的调查数据, 实证考察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其雇佣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技术创新不仅会通过工艺创新的“价格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以及产品创新的“市场效应”与“替代效应”四种直接途径影响中小企业雇佣增长, 还会通过“员工技能结构高级化”的间接途径影响中小企业雇佣增长.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 对中国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 工艺创新的“生产率效应”与产品创新的“替代效应”是阻碍其雇佣增长的主要途径;与国内研究不同的是, “员工技能结构高级化”是技术创新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雇佣增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 技术创新对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雇佣增长的影响更为敏感.本研究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中国中小企业雇佣需求的重大影响, 同时也为缓解中国“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否影响了企业劳动力雇佣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SO2排放企业的证据

市场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有效手段,评估环境规制对社会效应的潜在影响是环境政策评估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制度遵循成本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以及结合局部静态均衡模型探究环境监管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结构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以2007年SO₂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对2004—2018年中国A股SO₂排放企业观测,运用双重差分法揭示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结构的影响。SO₂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劳动力雇佣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且年度效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低技能劳动力具有偏向影响,显著减少了被监管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引致企业劳动力质量结构向高层次转化。此外,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劳动力价格水平对企业劳动力雇佣产生消极影响。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结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受到环境执法力度、行业集中度和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排污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抑制企业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对雇佣结构产生影响。本文的发现为进一步全面铺开SO₂     

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本文构建了刻画企业层面外汇风险暴露程度的指标,然后利用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但不同企业由于进出口强度以及进出口地分布不同,汇率变动对其就业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结果造成平均的就业效应非常小。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影响程度最为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汇率变动更多地通过改变企业聘用决策而不是解雇决策,影响就业量的变化。     

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产业地理集中的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特征分析的空间竞争理论框架,并通过对1995~2003年间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得出一些启示性结论:第一,传统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抑制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主要因素;第二,我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主要由产业的技术偏好、市场规模和产业关联等因素推动,制造业地理集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技术外溢效应,临近区域之间的后向关联效应较强;第三,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规模经济特征一方面限制了产业空间集中,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产业的扩散,但总的来说,具有微弱的促进产业空间集中趋势。     

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 2—201 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了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从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创新能力两个角度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利用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结论：全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上升;数字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存在非线性趋势。     

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技能结构。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生成了人工智能词典,并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专利进行文本分析,进而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促使企业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这体现了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产权性质、人才获得方式、劳动力保障、治理结构等企业层面因素对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有较大影响。此外,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因素也影响了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价值。本文加深了对微观企业层面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在微观企业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建议。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趋同：基本事实与影响机制

职业是影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核心因素,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效融入城市需要理解农民工与城镇本地职工职业差异的基本事实和影响机制。本文在描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职业差异动态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同化效应、组群效应和经验积累效应3类影响机制,并评估了相应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首先,2005～2015年职业隔离指数从0.369下降至0.325,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存在职业趋同;其次,同化效应和组群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与城镇职工职业趋同,且组群效应贡献度更高,但经验积累效应会显著抑制职业趋同;最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就业上技能互补,农民工进城就业比例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正相关。本研究可以为高质量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政策启示。     

公司债务期限的战略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产品需求波动、成本波动及季节性波动对公司债务期限决策的影响,得出结论:在市场集中度较高,产品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公司为了免受竞争对手掠夺行为的侵害,会增加长期债务的使用;当产品需求和成本出现未预期的增加时,公司会增加短期债务以进行古诺竞争.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

采用1978～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和增长核算方法测算了农村劳动力省际转移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业部门产出贡献率和社会总产出贡献率分别为11.64%和10.21%;劳动力转移使自身生产率提高4.49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93%,其中贡献率主要来源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11.74%)和农村劳动力转入地(16.1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理,一方面是产业效率差异带来产出差额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即增长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效应和干中学等学习效应导致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带来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即效率效应。本研究既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也为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提供实证结论。     

搜寻匹配理论下失业保险水平对再就业的影响

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着保障生活和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其促进就业的功能对有效减轻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失业与职位空缺长期并存现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搜寻—匹配"理论为基础,从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角度探寻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的影响,从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新技术日益接手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工资分配方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其中,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工业机器人的引入促使非常规任务相对工资增长,从而非常规/常规任务工资差距扩大。利用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机器人使非常规任务工资大幅增益,工业机器人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任务偏向型(TBTC),而非传统意义的教育技能偏向型(SBTC)。此外发现,在私营、外资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对任务工资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工资差距更多来自于非常规能力的价格效应而不是禀赋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及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视角下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14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存在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公路密度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能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经济、资源禀赋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法,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在全国层面呈现"倒U"型关系;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的拥挤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则显著正相关。     

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产能利用率是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本文根据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法测算了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具有阶段性特征,其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与行业和所有制相比,产能过剩问题更多出现在区域层面。可变投入要素价格主导了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对产能利用率呈现正向效应,政府干预对产能利用率呈现负向效应。政府干预会削弱市场调节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和市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均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各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受到区域、所有制、行业异质性的多重制约,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产业链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不同最终产品市场的视角

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国内工业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加剧,制造业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寡头博弈模型,发现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一国企业,在面对国外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的竞争时,实现转型升级所需掌握的核心技术水平受到最终产品市场类型、最终产品相对质量以及最终产品差异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最终产品市场类型还会影响最优研发政策的稳健性：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外时,政府不应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干预;而当最终产品市场位于国内时,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不仅会促进社会福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