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层面，较少研究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缺乏进一步对其中机理分析与影响效应的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乡要素的配置，进而对城乡收入等造成影响。为此，在阐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20年全国29个省级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异质性研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时间段差异，现阶段影响更为显著；东北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承担重要机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稳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财政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和SVAR模型,对比分析了两模型中财政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VAR模型中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在SVAR模型中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地区收入差距对政府支出的响应为负,即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会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两模型中,税收冲击对地区收入差距都具有长期效应,地区收入差距对税收的脉冲响应是都正向的,即减税的财政收入再分配收政策对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文章通过设定面板协整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校正模型考察短期动态调节效应。通过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异质性的面板协整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短期内应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大农业投入,长期内应着力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再探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用基尼系数度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把中国划分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建立了面板协整模型,并进一步估计和分析了误差校正模型,考察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效应,结论为: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欠发达地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明显强于较发达地区.     

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是由于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竞争条件不平等、收入分配体制、企业体制和工资体制的改革以及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必须调节个人所得税、打破行业垄断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教育经历、社会资本质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多维度检验了教育经历、社会资本质量及其交互作用对我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教育经历提升将使得农户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这种扩大现象在高收入农户群体中效果更加明显；社会资本质量能够帮助低收入农户降低工作搜寻成本，从而有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现象；教育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验证了社会资本质量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强的削弱作用。     

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

在经济恢复势头不够强劲、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如何增强家庭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缓解家庭收入脆弱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测算数字金融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投资多样化和风险承担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力对东部、城市地区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系列分析之三 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各项保险中，养老和医疗保险涉及面最广，工作量最大。我国在现阶段，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也是社会保障的一项过渡性内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着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功能，在调节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公费负担（来源于税收）和必要的资金筹集与给付（如社会保险），使…     

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测度与财政补助效应检验：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基于重庆市18个区县的一手调研数据，延续“两不愁三保障”框架，建立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指标体系，测度重庆市各地区微观农户的收入保障水平；通过建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讨论政府实施的三大补助对农户收入保障指数产生的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市的农户收入保障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三大补助均产生了正向效应，但教育补助和医疗补助的正向效应对高保障农户更显著，表现出逆向补助特征，住房补助的作用最大且呈现“倒U”型状态。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     

中国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差异分析

文章系统分析了房价波动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时空差异.研究发现:动态来看,房价上升会在短期内恶化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中长期内的影响则取决于流动性约束效应和信心效应两种力量的对比.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较小,住房的刚性需求不大,此时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会大于房价上涨的幅度,信心效应的力量大于流动性约束效应的力量,因此房价上涨会改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当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住房的刚性需求较大,此时房价上涨的幅度会大于由于信心效应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的上涨幅度,从而导致房价的上涨在中长期内继续恶化居民的收入差距.     

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初次分配的实证分析

对收入分配的关注历来都是财政支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财政的社会性支出政策是调节初次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我国现行的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以及医疗支出起到了缩小贫富分化的作用,但教育支出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异质性影响

已有研究在分析整体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影响时,忽略了非农产业的异质性。本文根据2009年CFPS数据,利用EGR法对非农产业进行划分,运用反事实的收入模拟方法,分析了高收入非农产业、低收入非农产业及总体非农产业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分析发现:总体非农产业和高收入非农产业拉大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低收入非农产业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将低收入非农产业进一步按年龄组划分后显示,若高年龄组低收入的非农居民转向传统农业,将改善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此外,农村居民所得收入与其土地拥有量之间呈U型关系。这些结论为我国有效地制定农业政策,引导非农产业良性发展提供了参考。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政府主导型投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通过建立政府主导型投资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中国30个省2004-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政府主导型投资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型投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推进效应,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减少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这种缩小作用是微弱的.东部地区的政府主导型投资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幅度明显要比中西部地区大.政府应从竞争领域,尤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发展规划、生产经营的介入和参与中退出,仅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服务功能和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努力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的形成.     

地区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及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文章从地区间经济实力差异、经济结构差异、基础设施条件差异、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对外开放水平差异、制度性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机理,构建了地区收入差距paneldata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对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间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人均GDP差异、城市化水平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基础设施条件差异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而地区人均外商投资差异对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对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差异、民营企业效率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针对实证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