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养育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男性育儿日益普遍,子女数量增加将挤占男性劳动时间,带来工资收入损失。与此同时,男性也承担更多的育儿经济责任,经济压力可能推动男性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那么养育子女数量究竟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是“父职惩罚”还是“父职激励”？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一孩性别为工具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男性工资收入增长6.1%,即子女数量越多,男性工资收入越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子女数量增多不仅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如增加额外工作量,进而提升工资收入,还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如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职业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增收。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户籍、地区、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差异性,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非农户籍群体面临的经济负担更大,他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动机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非农户籍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东部地区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     

初婚初育史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由于常规生存模型假定删截和事件发生相互独立,导致研究者常常忽略删截案例中可能还包含经历事件的风险为零的长期存活者。忽略这一总体异质性会导致有偏的参数估计。文章介绍并应用分割总体生存模型来探究初婚初育史对中国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个体特征和所处文化背景特性的情况下,对于有可能生育二孩的妇女,初婚年龄的推迟、初育为女孩的情况都将导致二孩生育间隔的缩短;所属初育队列越晚、初育孩子健康、初育后哺乳时间越长、间隔期内人工流产次数越多则都会显著延长二孩生育间隔。     

生育保险可以促进二孩生育吗?——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三孩生育政策下,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已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和优化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对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与生育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影响非农就业女性享受产假和生育津贴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分析,进一步使用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育保险覆盖比例仍然较低,生育津贴享受水平不高;学历越高、就业单位性质越稳定、所在城市越发达的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能性越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均未能显著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但就业单位性质、城市类型、祖辈的照料支持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远超生育保险。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所提供的生育津贴水平和产假时间长短对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极为有限,企业层面因女职工雇佣成本增加,导致减少女职工数量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对此直接监管难度大。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提高生育津贴支付标准;探索建立促进育龄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创造生育支持的工作环境;大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微观影响,同时检验了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收入)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妇女的就业对其生育(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存在消极影响;总体上个人资本会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还针对妇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及未来政策着力方向进行了讨论.     

妇女经济地位与妇女人力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妇女地位的定位及改善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实力因素。在宏观上,妇女群体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生育自主权等诸多权力被法律逐步认可及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均是由于妇女在国家经济中作用不断增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大所致。在微观上,国内一些有关妇女家庭地位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诸多影响妇女家庭地位因素中,如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孩子数量等,无论城乡,均是妇女个人经济收入与其家庭地位相关度最高。经济实力,在现代社会,不仅是指对个人收入、财产及其它物质资本的拥有,还应包括对凝结在劳动者身上以先进的知识技术为标志的高智能高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拥有。按当代经济学人力资本学说的理论,经济实力应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总和。在某些条件下,决定一个国家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人口、文化与政策：解读日本的低生育率

通过对日法两国生育状况进行对比（法国1．98,日本1．29）,挖掘日本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原因。两国都采取了政府干预的行政手段以及在实用主义的右翼政党支持下进行家庭政策改革,以期提高人口出生率,但是两国家庭政策的作用效果却不尽相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植根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它使得年轻夫妇若中断他们的职业生涯来抚养孩子需要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使得理想的雇员无法拥有太多的时间来安排家庭生活：同时假设并强化了一种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将女性推向非正规劳动力就业市场,迫使她们只能在“正规工作”与“生养孩子”之间做出取舍。这也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宁可选择单身并推迟结婚,也不愿轻易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是造成健康不平等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其中教育的作用最为关键。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个人福利的关键变量,同时两者关系也十分密切。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在健康水平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健康的教育梯度。为了探究我国是否存在健康的教育梯度,厘清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格罗斯曼健康需求理论、教育影响健康的群体化差异理论等,构建对数二项分布回归模型,通过分析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居民健康的教育梯度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得到多个稳健性检验的支持。研究发现,教育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尤其在初中教育阶段最为显著,同时该影响存在性别、年龄、城乡和地区性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中介路径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加大教育的全方位投入力度,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以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和家庭支持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