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形式与公共治理

多些民主形式,少些形式民主 自有了价格听证会以来,常有人纳闷:好端端的听证会,咋就变成了涨价会?听证会本来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民意、反映民意、听取民意和实现民意的民主形式,有时咋就变成了表达官意、反映官意和实现官意的工具?     

健全听证代表遴选机制——改善价格听证现状的前提

价格听证会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目前我国价格听证的现状不容乐观.健全听证代表遴选机制是改善价格听证现状的前提.     

关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思考——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协商民主兴起于西方国家,代表了民主的最新发展。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形式。根据协商民主的理论要求,质证和辩论环节应作为听证会程序的核心环节。但是,现实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听证会质证和辩论环节的有效性不足。应从听证会的程序设计、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以及专业化的听证主持人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价格听证：制度设计的程序性缺失

价格听证制度原本是一项良好的制度,但是我国近来举行了多次听证会,总体评价却不高.探究其原因,最大缺陷就是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应从设计原则、具体步骤和现实制度的缺陷修正等方面作出完善.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贸易摩擦中的话语互动与话语策略——以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

贸易摩擦中话语的社会实践性、互动性和跨文化性等特征显著.以2009年4月至9月间发生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从话语主体、话语渠道、话语主题和文化差异与冲突四个方面对特保案中摩擦双方的话语互动和话语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公告、听证会和大众媒体三类话语渠道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在今后的国际贸易磨擦中中方应在话语主体的布局上增强力量,并根据公告、听证会及媒体等话语渠道的不同特点对其加以充分利用.此外,还应重视话语主体的设置和文化话语间的差异,并学会用受众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话语表达、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使自己更具说服力.     

我国公共听证制度的困境与突围

目前听证制度被广泛应用,但近年来在价格决策、立法听证等领域,公众对听证会的热情逐渐消退,行政部门随意篡改听证会的形式、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现象,使公共听证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公共决策领域,存在着行政决策惯性的桎梏、听证制度的泛工具化倾向、听证定位的偏差以及被管制企业与政府管制者之间形成的"管制俘虏"关系。要让听证会真正成为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制度基础,必须从性质上坚守公共听证的民主价值,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规则,并使信息公开成为政府的一项一般性义务。     

论作为行政管理积极创新的听证会制度

把听证会制度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决策工作之中,是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扬民主的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行政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听证会制度就是给人民群众对决策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是构建亲民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要做到听证的透明,决策民主、科学,必须制定听证法规;依法有序地开展听证。     

论行政听证参加人选择制度

听证参加人作为听证主体之一,是举行一场成功有效的听证会的核心要素.因此,选择合适的听证参加人是行政听证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从行政参加人概念与法律地位入手.通过将行政听证分为不同类型来探讨行政听证参加人的选择方法,旨在为今后有关听证参加人的立法和法律实践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理论参考.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形式及其选择

目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形式主要有公民调查、公民会议、公民听证会、专家咨询、关键公众接触、由公民发起的接触、民主恳谈会、公民旁听共八种.以这几种形式为范围,可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每个环节的公民参与形式进行选择和探讨.实践中,需要不断地完善现有公民参与形式以及不断创造新的参与形式,提高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试论土地征收中的农民权益保护

贯彻私权保护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土地征收程序规范,建立有效约束机制;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确保土地征收目的的正当性;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促进土地资源高效配置;明晰集体土地产权,赋予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的失范与完善

国家行使土地征用权的机会结构是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土地征用权正当合理的行使,不仅需要在实体法上进行规制,更需要完善程序法来实现进一步控制。在土地征用启动环节中建立公告程序、公共利益认定程序,明晰土地征用补偿纠纷救济程序,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可接受性,避免征地过程中的抗争行为。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论土地征用中利益差序格局之重构

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所反映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对国家建设的社会义务的过度负担,远远超出了其对因公共利益需要所产生的社会义务的负担程度.正是这种过度负担导致了国家与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利益差序格局.因此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重新构建利益平衡的土地征用制度,不仅能够保证国家顺利地获得建设用地,而且也有利于被征地方的权利保障.     

论征地程序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

征地程序的制度性缺陷是征地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从加强民主法治与转换政府职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增强社会合作与政治认同等方面改革现行征地程序,从而建立一个程序更透明、参与更广泛、利益表达更充分、救济渠道更畅通的征地制度。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我国土地征用及失地农民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产权无法有效执行,政府权力欠缺有效制约,容易滋生政府及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有效地界定和保护农地产权,严格规范政府行为,遏制官员寻租。     

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国内外比较研究

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失地又失业等社会问题丛生.文章首先分析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征地收益分配制度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相关建议.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适用及其对策

通过问卷和个案访谈的方式对四个省房屋拆迁中的纠纷与法律适用问题的社会调查表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完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尤其是提高补偿计算标准,方能有效化解拆迁中的矛盾。而从体制层面来看,法治是解决拆迁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征地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解析

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严重偏离了公正性。如对公共利益的规定过于模糊且矛盾、政府职能错位、背离市场经济法则、补偿标准过低,等等,导致农民的土地发展权被无偿剥夺、土地市场失范无序、社会矛盾多重积聚,城乡关系进一步对立,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矫正我国征地制度的公正性偏离已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