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从收入来源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增收问题

文章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包括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分析及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然后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最后分别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     

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现状分析与制度保障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是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采用统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主要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等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出稳健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65%;家庭经营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占据主体地位,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纯收入与转移性纯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东、东北、中、西部四大地区农民收入虽逐年增加,但区域收入差距显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增长速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从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纯收入、转移性纯收入四个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制度保障措施。     

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利用GE指数和它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各项来源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和作用.发现工资性收入是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省际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起稳定作用.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湖北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体地位虽然没有改变,但其所占比重和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在下降。工资性收入虽然所占比重次于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其所占比重和贡献率都在上升。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及贡献率都较为稳定。对影响三者的各种因素作计量分析,显示人力资本、农产品收购价格、土地对农民收入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显著影响。针对这种结构变化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文中最后提出了增加湖北省农民收入的相关建议。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可分为 :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来自劳动者报酬和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重点从这两方面入手 ,采取具体措施     

广东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东农村居民收入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广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构成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前两者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要把增加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作为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入世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分析及收入预测

依据2001-2009年统计资料,应用洛伦兹曲线和五等分法分析评价入世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趋势为：入世以来各省份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特征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出现下滑势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上涨。揭示了入世以来农业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对未来我国农民收入做出预测,分析了省际间农民收入缩小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收入来源的模型分析与研究

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受影响两个因素,阐述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紧迫性,以及国家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等问题。     

中国出口贸易与农民收入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贸易因素,同样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与贸易也是分不开的。基于1978—2008年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即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会推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农民农业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应鼓励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出口的扶持,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基于收入构成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

为了探索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省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从收入来源角度探究农村地区差距的构成及变动,找出最主要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是构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始终起着差距促减作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归因于结构效应。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是收入不足制约了其消费水平,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显著,其中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最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的对策建议。     

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579元,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一、贫困人口纯收入的三分之二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贫困人口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收入为39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68.4%, 所占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8个百分点。89.4%的贫困农户是农业户或农业兼业户。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为115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19.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二、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低。2004年贫困人口人均现金纯收入257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44.4%, 比上年下降7.6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比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低34.5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且地区间收入、不同收入类型地区间差异显著;二、三产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从事行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产品价格水平等。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灰关联与G（1，1）模型研究

应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分析方法与GM(1,1)模型,对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现状与预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但工资收入作用日益显著;种植业与牧业是家庭内部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应长期稳定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在家庭经营内部,应坚持种植业与牧业的主体地位,注重产业之间的平衡。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因子分析,从全国31个地区在3项收入来源变量和8项消费支出变量中提取出2个公共因子（非工资性享受型消费因子和工资性生存型消费因子）,并对各地区的因子得分进行排名;再运用K-Means聚类分析将全国各地区消费水平分为5个层次,通过因子分析比较该5个层次在收入来源与消费结构上的异同,在得出一些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层次,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