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粮食主产区是保障我国粮食有效供给的最主要动力源。近年粮食主产区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少新亮点,但粮食生产能力与财力之间的"粮财倒挂"现象依旧十分严重,过去"打补丁"式地出台政策已无法有效解决主产区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塑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新体系迫在眉睫。要以粮食主产省、主产县为平台,从立足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两个层面,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为此,需要加快培育壮大主产区的粮食产业经济,加快构建定量核算与按量补还的补偿体系,加快构建补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的生产支持体系,以粮食为纽带加强产、销区投资合作。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粮食主产区出现利益失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农民收入与粮食生产呈负相关。利益失衡的原因为：粮食主产区为生产粮食承担的权利、责任与利益不对等，粮食生产对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税收，反而还要地方政府增加其配套补贴，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推进城镇化的成本。要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中央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建立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国家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     

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调整的思考

2016年6月出台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调整方案》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提高土地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缓解发达地区建设用地紧张,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调整方案也可能加剧区域发展机会不均等,扩大区域经济差距,降低土地微观利用效率,逆转发达地区土地集约化利用趋势,降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只有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调整粮食补贴政策,创新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才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粮食主产区动态补偿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

从静态博弈角度分析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与农户在粮食动态补偿机制下的博弈结果,可以发现其不能有效反映两者的行为选择,进而从演化博弈分析角度对博弈双方的演化路径及行为选择方向进行再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粮食主产区动态补偿机制,并从完善粮食动态补偿机制的立法、简化补贴种类、提高补偿标准、明确补偿依据,提高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支持力度和完善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反哺机制等方面进行保障。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分析与实证检验

梳理和分析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并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18个省份(12个粮食主产区、6个非粮食主产区)分成三个地区组,建立六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1)农业补贴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了粮食产量。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对粮食产量的提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粮食主产区的边际效应略强。2)农业补贴主要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和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三个地区组农业四项补贴的增收效应均是显著的,低产值的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边际效应较大。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随着我国惠农政策的逐步确立并常态化,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粮食生产的补贴较低而且分散,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难.建议据上一年各省工业总产值,抽肥补农,建立农业生产发展基金,重点解决粮食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销售地区主动承担相应的扶农、护粮义务,对口援建,产销两区“互帮结对”,实现互利共赢；中央财政承担提高和扩大粮食风险基金的提取总量和使用范围；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收益差额为参考,逐步加大粮食补贴比例；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主体功能区建设引入土地发展权的运作机制研究

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藉由差异化土地用途管制和开发强度调控,目的是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开发结构和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但是,在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在实施过程中有加剧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非均衡倾向。为解决此问题,可引入土地发展权区际交易,从交易主体、区际交易范围、区际交易与管制规则、资金结算与使用监管等角度建立发展权区际交易的运作机制,从而对于形成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导向机制,促进区域协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评价

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是农民增收优先、兼顾粮食安全，据此评价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发现，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效应已初步显现，且后者大于前者。但从长远看，该政策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难于持续；粮食主产区补贴标准低于非粮食主产区；政策执行成本偏高；可能引起粮价下跌而抵消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会刺激已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为此，我国必须继续改革农业补贴方式。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试论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抵押人凭借专有抗辩权不仅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且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摆脱担保责任的束缚,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抵押人专有抗辩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应从担保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范出发,对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进行分析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