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贯坚持的反动政策。在这个政策指导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东北事变时,他正坐在兵舰上前往南昌坐镇指挥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对日本侵略者完全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结果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撤到山海关以内,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不久,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南方参加“剿共”。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     

杰出的贡献 光辉的业绩——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片断

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它是我国结束内战走上对日抗战的转折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以非凡的才能,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西安事变四十三周年、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本文特叙述周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一些片断,以表达我们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计划的实施与崩溃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实行武装移民,1936年又提出了20年移民百万户的庞大计划。为了适应这一侵略政策的需要,又制定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计划。“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日本帝国主义“满洲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它是在“满洲移民”政策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

每当人们提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然想到“七·七”芦沟桥事变,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在目前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书籍或论著中,都把“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始。但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来分析,可以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而是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是其实现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太地区的关键性的一步。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向了向邻国扩张的道路,在明治政权确立之初的《五条誓文》中就有“大振皇国之基础”,“开拓万里波涛,布国成于四方”。制定了野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先占领台湾、朝鲜半岛,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再占领中国本部,进而称霸全世界。根据这一方针,1894年和1905年先后发动了甲午、日俄两次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日本侵占了台湾、澎湖,并把南满和东蒙从俄国人手     

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进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浅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介石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推行的误国方针，是不抵抗政策的继续，其后果则直接断送了淞沪抗战的大好局面。     

略论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战道路的原因──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主义转变为对日作战。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一改过去的不抵抗政策而实行抗战，决非偶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结果。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作探讨。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而愈益汹涌澎拜，对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战道路产生了强大的压力，并显示了如下特点；首先，参加阶层广泛。日本疯狂侵华使中日民族矛…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青年时期的解方将军与“天津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又以日本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以日租界为依托,驱使汉奸便衣队,武装策动了“天津事变”。驻天津的中国武装奋勇抵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阴谋。这是“九·一八”之后日寇在关内首次遇到的有组织的抵抗。青年时期的解方受张学良将军之命,在天津襄助中枢,运筹谋划,顽强作战,初露头角。时年二十三岁。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移民政策之比较

“九·一八”事变后 ,日帝为了把东北变成它们完成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 ,在让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定居的同时 ,对中国关内汉族和朝鲜人分别实行限制和放任政策。这种对不同民族的移民政策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民族的东北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     

忆往事——一九三三年营救政治犯的一些活动

1931年“9.18事变”、1932年“1.28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继续镇压人民,大肆逮捕、杀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当时在上海通过特务和英法租界捕房逮捕的著名中外革命者有: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和夫人范露伊丝,中国共产党干部罗登贤、余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广州,进步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为抗日战争在广东的开展揭开了序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爱国青年蓬勃的革命活动,已经显示着革命的新的来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吞并我国东北后,又找寻各种借口向我国华北发动进攻;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投降态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广东,陈济棠上台后,暗中勾结日本。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窜到广州活动,受到陈济棠等的盛情款待。由于陈济棠的包庇纵容,大批走私日货源源输入广东,并由此进入中国各地,广东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门户。     

我与东北的乡土文学

一、“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大陆政策”,制造的一场悲剧。在那个悲惨的年代,有多少革命烈士牺牲在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万人坑”埋葬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尸骨。每一回忆到那个年代,就毛骨悚然,激动不已。想起那些死难烈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怎能不感到幸运和幸福呢! 当我被迫流浪到关内的时候,一听到“我的家     

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

鲁迅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生前虽然没有到过祖国的东北,但却始终关注着东北同胞的命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了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憎恶和对东北人民的深切关怀。他撰文痛斥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他热情地关怀和帮助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作家,对他们反     

东北学生在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之前,即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广大东北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逃亡到北平。特别是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逃往北平的学生骤增。当时,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已迁到北平,冯庸大学后来停办了,办了个东北中学。教育界的东北地方势力还办了难民子弟学校、念一中学、广安中学。侥幸得到读书机会的逃亡学生,有不少人是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当时,北平是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九·一八”后日军步步逼进,侵占热河     

论绥靖政策的缘起

近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人们注意评价了战前各国外交政策的得失,对“绥靖政策”进行了批判。但是,绥靖政策究竟渊源于什么国家,肇始于什么时间和初行于什么地方,学者中间通常的看法是,1933年希特勒纳粹集团上台,英法对德国开始绥靖的。然而,笔者认为,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就对日本法西斯开始推行了绥靖政策。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     

“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

“一二一”运动是我们党所领导的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它继承和发扬“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当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重要城市昆明,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呼声,点燃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烈火,把斗争锋芒指向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和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在支援昆明学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略侵军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剿共”,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