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民守法意识的内在关联

当国家法律制度创建时,就意味着法律制度自身所内蕴的法权要求、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为社会主体设定的行为模式等应该转变为社会现实,而且也只有当这些应然要求转变为社会现实,法律制度才能是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该国家公民的守法状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又是以公民的守法意识为主观心理基础。由此可见,公民的普遍守法既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表现,也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公民的自觉守法意识,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的普遍信仰和自觉遵守。     

论守法道德

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守法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和道德要求。表现为遵守法律的行为,而从内在的角度看,守法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守法的精神。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道德既表现为对法定义务的恪守,又同时是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积极主张。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

公民道德建设要靠法律,守法是公民基本规范.通过分析"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及其理论和实践依据,指出以"法治-守法"为依托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而且获得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公民自由守法精神、利导式激励机制等丰富内涵."法治-守法"与公民道德建设,殊途同归,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法律内在权威与公民自愿守法——从《论权威》谈起

恩格斯笔下的权威不仅仅是意志与服从,更重要的在于权威的内在品质.法律权威也是同样的国家强制力仅仅是法律的外在权威,外在权威无法解决公民的自愿守法,只有法律的内在权威,才能解决公民自愿守法,因此必需构建法律的内在权威.     

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

从法治实践来看,我们的守法观经历了从以服从为中心的消极守法观到以维权为中心的有限积极守法观的变迁,并已经有了朝以护法为中心的全新积极守法观进化的趋势。从法律规范性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法定的积极守法与法律未予以禁止的积极守法;从行为表现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制止与劝阻两类行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积极守法观其实是一种个体公民意识的表达,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成社会整体公民意识与公共理性。积极守法所蕴含的公民意识及公民参与的要求对破除臣民意识、建设法治社会与实现善治具有重要意义,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论守法的障碍及其克服对策

守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 ,是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社会中守法障碍还严重存在。造成守法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守法素质和守法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要克服守法障碍 ,其对策有 :大力加快立法步伐 ,加大廉政法制建设力度 ,加强法制教育等     

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     

守法：一个需要哲学考量的法律问题

守法涉及法律是否能够实现并转化为秩序的问题,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可是,问题在于自觉守法与被迫守法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守法问题的终极思考不仅能够解决认识上的疑惑,还可以提升人们守法的自觉性。法律要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同时人们所要遵守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的法律,这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留给人们的一个法律难题。一方面出于实践的考虑和理由必须服从法律的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又会败坏以民主为基础的法的观念和法治。如何解决这一具有悖论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建议或许能够给我们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一些有益的启发,法律并非“一种自我陶醉的封闭系统;它要受到公民的‘民主的伦理生活’的滋养和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呼应”。当我们把民主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依赖于公民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的时候,其中也就带有了对于“共同之善”的取向,公民也就从私的法律角色转而采取参与者的视角。这样,法律就成为一种不是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基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规范性期待。     

“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

公民道德建设要靠法律 ,守法是公民基本规范。通过分析“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及其理论和实践依据 ,指出以“法治—守法”为依托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而且获得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公民自由守法精神、利导式激励机制等丰富内涵。“法治—守法”与公民道德建设 ,殊途同归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     

百色起义遵纪守法精神与大学生遵纪守法教育

遵纪守法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通过学习和弘扬百色起义期间革命军民普及法纪教育、自觉遵守法纪、严格执行法纪等优良传统,把百色起义遵纪守法精神与道德修养相结合,自觉增强公德意识;与法纪学习相结合,自觉积累法纪知识;与日常行为相结合,自觉提高法律素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自觉培养社会责任感。     

法律缘何被遵守?——一个法经济学进路的阐释

守法是法律由应然到实然的关键环节。因此探究守法的内在动因便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以法经济学为研究进路，以“经济人”的视角论证了守法／违法行为并非是对法律道德情感的使然，而是对守法成本一收益综合考量后的必然反应。当违法成本吞噬守法成本时，守法便成为一种经济的选择。基于此，要使法律获得普遍遵守，必须不断降低守法成本，通过形成国家与民间二元互动的惩罚格局，提高违法成本。并在此认识框架内，以当下正在进行的“控烟运动”为例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试图揭示出控烟失败的根本原因。     

法的道德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意义探究

“普法”对于“守法”的功能意义是由“知法—守法”与“知法—维权—守法”两个命题共同支撑的.然而,这样两个命题并没有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建立真正意义的联系.只有将普法看作一种特定的、实现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方式方法,“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普法重心既不是法的“暴力性”也不是法的“功利性”,普法应以论证法律的“合法性”为基础,在普法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难点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由立法、行政、司法和守法等组成的一个系统而庞大的体系。目前,我国立法不完善,行政执法问题频现,司法不公正,公民法律意识欠缺等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主要难题。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出路。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