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府支出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霍尔消费理论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1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税收、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年税收对东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上一年度税收对西部地区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年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上一年度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全国整体,投资收益增加对消费均具有区域差异化的负向动态效应。     

财政体制、经济环境与中国省级政府间竞争机制

在对标尺竞争和财政竞争进行区分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1994年之前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而1994年之后表现出地理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分析发现财政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还发现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重基本建设"的扭曲,这是财政竞争的结果。     

基于风险网络视角的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及风险外溢效应加剧了诱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基于风险网络视角,采用LASSO-VAR模型构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分别从全国、经济区域与省际层面探讨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截面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效应显著存在,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特性”,风险溢出水平较高省份,其风险溢入水平也较高,反之则较低;第二,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风险溢出水平依次降低,风险溢入水平则呈现为中西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依次减弱;第三,重大事件期间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水平会出现提升。因此,需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与区域关联特征,进一步完善隐性债务风险的管理体系与外溢监管机制,并结合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特点与重大突发事件特征,施行差异化管控机制、落实分域防控与跨域合作,以有效阻隔外部风险的冲击,高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多产出随机成本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单投入多产出的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4 - 2009年相关数据测算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值,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平均值达到74.28％,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在2000年以后的大幅下降,并且各地区政府效率的差异逐渐增大；(2)从东部至西部,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均值呈现递减趋势,而地区内效率分散化程度递增.各省份的效率大致呈现平稳、有界波动和不断下降三种趋势.不同省份的差异表现,受到地区人口分布、地质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3)人口密度由于对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人均GDP的提高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小规模政府更为有效.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分布与演进逻辑

1995年以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快速增长,但是支出力度不够,地区差距比较大。人均支出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口大省低于平均水平;公共服务支出增量分配上,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区域看,区域间差距是主要原因,主要由东部和东北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建议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定《转移支付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增强中央政府责任,建立公共服务国家标准;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化供给的格局。     

中国省级财政支出互动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Case等(1992)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我国1994年到2006年各省财政支出的互动效应。笔者构造了地理相邻权重、GDP权重以及人口流动权重反映不同省份的相互影响程度,结果发现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存在着明显的互动效应,而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则是产生互动效应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型的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支出的互动效应主要源于各省经济建设支出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同时人口流动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基于研究中的发现,文章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