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

本文认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既受制于重史尚实的传统观念，同时又得益于史传文学传统，史传对小说的正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兼论了唐人小说中以“传、记”命名的作品。“传”偏受史传、“记”偏受志怪的影响     

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

乾隆帝御制诗数量惊人,其中大量的纪事诗和咏史诗涉及上古至乾隆本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典制和人物.尤其偏重对乾隆本朝重大史事的讯录.这些诗作不仅可以补史、证史.而且能够反映乾降帝的历史观和电学思想,应当予以重视.对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的研究,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史学方法的实践,有助于史学界对于乾隆帝和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形成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仙界方七日 人间已千年——古代游仙文学的相对时空观

在中国古代的游仙文学里存在一个古老的信仰,当人进入一个特殊的空间(如仙境)或神圣容器(洞窟、葫芦等)时,和人间相比,时间的流速会变慢,正所谓"仙界方七日,人间已千年".于是许多游仙文学以之为吟咏对象,形成"沧海桑田"和"地久天长"两个意象.追溯这一时空观的来源,与道教徒的修炼生活有关.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英文)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可以对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历史还原,即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两汉至南北朝“经学一文学世家”与“门阀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隋唐时期“门阀一文学世家”与“科宦一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两宋至明清“科宦一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在上述主体形态之外,尚有其他类型文学世家的多元存在。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有机整体。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胡应麟诗史观之检讨

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的诗学命题"格以代降",往往被研究者认为是文学退化论的观点。综观胡应麟的诗史观可以发现,"体以代变"才是其诗史观的核心,"格以代降"主要是就诗体规范而言,与"前规日远"相表里,他并非持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其强调祖述典型的复古倾向立足于指导创作,并不能掩盖其主新变的诗史观。因此,辨析"格以代降"这个诗学命题的内涵对我们反思与重估复古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很有必要。     

论文学史家的特殊素质

文学史观由文学和历史两种观念构成 ,在撰史的过程中首先应强调文学史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素质来观照和把握文学史现象 ,以文学的观念来贯穿史的观念。这种特殊素质主要包括 :强烈的主体精神 ,文学现象完全属于人的存在 ,背后具有主体的一切属性 ,文学史研究就是在体悟、直觉、反思中完成对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相关联的文学事实的认识的 ;收敛与发散两种思维模式兼具 ,缺少其中任何一种 ,文学史家的主体思维都是不健全的 ;树立文学史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个性标识等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标准的一次转折

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是以文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反映着一个时代对文学的新的审美要求。因此,一个时代的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往往就成为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和推动文学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明中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沈括的《梦溪笔谈》看中印古代文化交流

中国和印度都以自己辉煌的古代文明著称于世。我们这两个国家自古以来就象太平洋与印度洋一样互相毗邻、互相交流、互相激励,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美好的一章。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象法显、玄奘那样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先人,他们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留下了不少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那样的专门著作。这给我们今天对于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专著之外,在另外一些学者的别的著作中,也保存了许多中印文化交流的资     

论知青文学的"家园"情结

知青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次由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一代人作为创作主体亲自参与创作的一种文学题材.知青文学描写的是知青作家的心史,也是一代知青的心史.知青文学关注和探讨知青生存问题的精神思索,探寻了知青精神家园的失落、寻找和重建的过程.     

《儿童世界》与现代时期儿童的文学创作

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作为现代中国第一本白话文儿童文学期刊,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杂志在创办初期,不仅吸引了文学研究会旗下著名作家给其供稿,儿童的文学创作也作为杂志的一个主要栏目得到积极的展示,在重视创作主体的新颖性的同时,也为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而真实的儿童经验。对郑振铎担任主编时期,《儿童世界》儿童创作的形成原因、方法的兴起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特征做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论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这使得他的中西文化观凸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胡适认为在现代世界,文化是立国的关键。他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扬弃,最终再造中华新文化。他预见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并再三强调了自由和容忍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王徴研究综述（1979-2009）

王徴的研究是探索陕西天主教历史与现状而绕不开的一个课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毛瑞方于2006年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上撰文发表《王徴研究学术史回顾与展望》,文章全面梳理了自清初以降至当代研究王徴的学术作品,细致入微,逻辑宏观。另外作者还展望了今后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对王徴的研究综述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成果开始,主要是总结30年来学界对王？研究的重点及以后努力的方向。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瞿秋白与"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的概念来自于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是瞿秋白文学革命和语言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提供“文腔革命”的动因是基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性判断、对创建“新中国文”的展望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究其内容 ,既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客观分析和评价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 ,对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促进今天的语言改革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作用。     

《宋史》版本流变考述

《宋史》一书的版本,自元至正祖本以下,共计有明成化本、明嘉靖南监本、明万历北监本、毛晋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八种。其流变过程大体是,元至正本到明成化本、到明嘉靖南监本、到明万历北监本、到清武英殿本一脉相承。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集而成,中华书局本以百衲本为底本,用殿本对校。今梳理古今各版本相互间的继承关系,以检查源流、辨析递变,并对各家藏书目录错讹之处做出简要考订。     

《〈红楼梦〉评论》与现代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国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率先打破中国传统学术中索隐、考据等旧的研究范式,彻底改变了以往《红楼梦》批评研究畏葸不前的局面,将叔本华的悲剧思想运用于文学批评,为中国文学批评引入了西方哲学理念,建构了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缺乏思辨的抽象概括能力的状况。但《（红楼梦）评论》毕竟是王国维尝试性的论著,其美感的凸显与意义的揭示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或许与他急于开拓一条批评之路的时代使命密切相关。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