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科玄论战

本文阐述了1923年中国思想界科玄论战的基本情况和特殊性质,着重探讨了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思想闻向和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胡适实验主义哲学观和世界主义文化观决定他必然站在科学派立场上,既反对玄学派,又拒弃唯物史观派。他先后向玄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励、梁启超挑战,推崇科学派押阵老将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现”,摒弃了陈独秀的经济决定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中国科学社与"科玄论战"

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吸引了众多的思想家、科学家,许多中国科学社社员也参与其间,站在"科学派"一方.虽系"科学派"的阵容,社员们对科学的认识却不尽相同.他们在论战中捍卫科学,攻击玄学派,不乏偏激之语,但并未将科学知识绝对化,因而不能将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定位为"唯科学主义".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版本、编纂与修辞:思想社会史视角下的科玄论战

在五四前后纷繁的论战中,科玄论战以其影响之广、延续时间之长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中西学战的角度外,论战的编纂层面以及由此而带出的论战文献版本与修辞特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一部文集的编目设计、页码安排以及出版过程即或是一种可供解读的文本,编者何以如是这般地进行编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与立场的表达。科玄论战文原本刊载于报刊,民国报界复杂的派系纠葛、出版家社会效应与商业利益的权衡以及学人对所办刊物的鼓吹都不自觉地对论战施加了影响。本为报刊文章的科玄论战文编纂成册后仍保留了报刊文章的若干特点,论战中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正是由这一载体的特性决定的。     

试析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

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包含了他彻底的反对法西斯体制的思想,和对苏联体制、民主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等问题的思索。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与他晚期政治经历有关,与当时国际上苏联的政治动态和德意法西斯的猖獗有关。陈独秀的言论有不少明显错误的观点,但也有真知灼见。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李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兼论党的创建三阶段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的三个阶段 ,从中说明李达是主要创建人 ,并从李达早年的马列主义思想基础 ,对思想建党的历史功绩和召集党的“一大”等工作上 ,论证了李达与陈独秀、李大钊同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     

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脉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连续性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抑前扬后”与“抑后扬前”两种对立观点。从方法论上看,两者都注重于前后期之间的间断性,而忽视其连续性。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集中表现为,对民主与科学的求索和宣传贯穿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五四后期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科玄论战,便继续了五四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探索,拓展了它们的涵义,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重评科学与玄学论战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一致持贬斥的态度。以两本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为例,它们的评论是: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亦称‘科学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再评价

辛亥革命前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就当时有关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过一场论战。论战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导,对于扫除当时改良思想的影响,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