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及其宪法逻辑

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系统,乡村“三治”各系统分具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互补性。《宪法》是沟通“三治”各系统的桥梁,促使“三治”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宪法》这一制度性媒介,转换“三治”彼此的价值,防止它们相互激扰,进而促进“三治结合”的整体效能。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提要]“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论。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要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传统农村和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在建设环境上有所不同,传统农村以人口流出为主,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单一,事务复杂性低,面临德治影响广泛,法治薄弱,建设动力不足,建设能力有限的挑战;城市化了的农村以人口流入为主,第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村民收入结构多元,事务复杂性高,面临法治影响广泛,德治薄弱,建设难度较大,建设优势未被充分利用的挑战。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正视中国农村具有显著差异的事实,坚守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区别对待传统农村与城市化了的农村,传统农村应强化法治建设,提高建设热情,增强建设能力,城市化了的农村应强化德治建设,正确认识建设难度,充分利用建设优势。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党建引领视角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天长市农村社区“1+N+X”治理实践分析

党建引领在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起主导作用。基于党建引领的理论视角,天长市基层党组织通过对“1+N+X”协商委员会的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奠定了自治基础,筑牢了法治底线,注入了德治理念。研究表明,自治、法治、德治绝非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党建引领下以自治为基,法治为纲,德治为根,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为持续推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有力互动,坚持规则约束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实现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为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提供了广阔空间，应当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为新时期的法治注入新的内涵。“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所肯定的乡村治理路径之一，然而此模式下诸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和凝聚力，其在乡村治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三治结合”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这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以政治作为上位要素进行统合，以智治作为治理体系的支撑，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迫在眉睫。同时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乡村法治人才保障机制为基础，构建乡村法治协同机制，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行稳走远保驾护航。     

差序协同:村庄地权纠纷处理的“三治”关系实践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和德治资源,形成"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格局。在黔东南C寨地权纠纷处理中的权威互嵌、规则调适和话语转译机制,反映了实践层面的"三治"是一种"差序协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分类协同与分层协同。差序协同"三治"关系的概括,是对演绎路径下"同频共生"型"三治"协同理想模型的深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但乡村治理实践中,差序协同"三治"关系的运作,受到多元组织载体、内生于治理单元的社会资本等限制,反之,"三治"融合将表现出更加多样的实践样态。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渊源与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表现为依靠宗族、乡绅的自治;法治表现为礼法秩序;德治则指依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进行的治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根源于悠长的历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但是,在当下某些区域的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自治深度不够、效率低下,法治贯彻不彻底、不完善,德治被放空、难以真正发挥其效用,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体系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确立明确的道德标准,建立健全德治相关机制;继续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村,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结合道德、法律、习俗来完善乡规民约,规范民主选举程序,建立健全治理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从而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以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把德治融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项目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即激励惩罚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内化传承机制,及其仍存在缺乏长久性、参与力量薄弱、内在动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保障乡村德治运行机制持久有效的优化路径。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     

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

中国有绅治传统。近年来新乡贤作为新兴主体被逐渐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参与由此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借鉴杜赞奇“经纪机制”概念,结合桐乡市“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可知,在乡村振兴与项目进村的时代背景之下,“任务型经纪”替代了旧有的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与村干部“多重角色”。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整合了制度合法性、道德优势与资源支配权,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技术化为特点;其目标责任制呈现任务化、模糊化特性;其运作机制在组织化路径下体现出协商化、人情化的原则。以基层政府与乡土社会互信互赖、协同共治为特征,这一吸纳型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在有效承接国家行政的同时广泛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加快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进程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效衔接。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