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观

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极其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们那里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它首次出现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具有整体同质性、标准单一化、支配奴役性、虚假欺骗性、文化商品化、个性虚假化的特征。     

二战前后霍克海默思想的嬗变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其成为20世纪批判理论的代名词,应归功于以霍克海默为掌门人的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学术活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是一个激进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二战后霍克海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向了悲观的历史哲学并同西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妥协.     

叔本华对霍克海默的影响——以批判理论的视角和情调为例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和重要理论家,他受到了叔本华哲学的深刻影响.与叔本华相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始终关注社会和人生问题.叔本华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的最坏世界的观点,也成为了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发轫地.霍克海默一生的不同时期或隐或显都伴有叔本华的影子,其主要表现就是他的批判理论存在着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情调.     

从神话到解放——论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批判潜能的重建

哈贝马斯早期遵循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一主题展开对大众文化的讨论,然而两者结论却有重要差别。霍克海默的后现代倾向使得大众文化在其批判下沦为具有宰制意义的神话,哈贝马斯则回归批判的核心,重新赋予大众文化解放意识。对他而言,大众文化的娱乐化、消费化、浅薄化的危机形象只是表面现象,经由理性批判揭示其交往结构的缺失这个深层问题才能发现大众文化的演进逻辑。由此,大众文化可以经过重建程序而获得解放意识并继续发挥其拯救效能。     

启蒙精神批判之考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来考察启蒙。启蒙精神以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科学理性为先导,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神话的束缚,然而,由于启蒙精神内在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它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它在使人摆脱在自然面前极度恐惧的状态的同时,却又使人深深地陷入了新的神话之中。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启蒙精神同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启蒙精神的一大症结是崇尚逻辑形式主义,因此对逻辑形式主义数学原则的批判构成了启蒙精神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的奥德修斯隐喻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在他们看来,造就了工具理性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加剧了这一异化状态。     

从《启蒙辩证法》看资本主义个性自由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理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个性,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系统和市场体系对人的操控。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

本文试图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视野下,在与否定辩证法的关联中来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发现其中的肯定性要素.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影响力,主要在于其揭示了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的悖谬结局.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满足于单纯否定性的结论,如果结合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拯救,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乃是超越并拯救形而上学.在这一视野下来考察启蒙辩证法,就不会拘泥于一种纯粹否定和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实现启蒙的内在超越,实现一种启蒙自身的启蒙.这便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肯定性主题.     

马克思和老子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比较

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尖锐对立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新关系,已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很多西方学者,如海得格尔、弗洛姆、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等深刻揭露了现代社会文化冲突、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现象,但他们都无法对如何走出生存危机做出科学的解答。马克思和老子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过研究,于是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眼光投向了大师的经典之作。     

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呼啸山庄》中的“亲和力”

《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不同寻常的爱情源于主人公彼此强烈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产生的源泉是大自然与主人公的孩提时代。亲和力的发展使成年岳的主人公命运相联。彼此不可分离．他们反叛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希望借助死亡来实现爱情的完美。最终导致毁灭性的结局。     

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实现其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职业技能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地位,奠定城市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护权益,适应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以及进行自我规制,从行为模式上融入城市社会。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形成职业认同和主体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现代化。     

试论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类型和作用

中国古典音乐作品数量庞大,丰富多彩,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价值。欣赏和发掘中国古典音乐作品中的审美价值,分析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类型,可以让人们在音乐的气氛中感受音乐的平等、轻松和愉悦,并进入到音乐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达到增强爱国情感、升华道德品质、陶冶高尚情操、塑造健康体魄,培养和谐意识的崇高目的。     

说“禄养”——关于汉代官员养亲问题的考察

"禄养"是指官员以俸禄孝养父母。两汉时期,人们对禄养行孝的养亲方式非常崇尚,即使是那些淡泊名利的志节之士,在身处无力养亲的现实困窘时,有时也会迫不得已而放下身段,入仕求禄以求养亲。但是由于俸禄微薄,对于不少中低级官员来说,以禄养亲依然不易。不少官员为了便于行孝,往往会想方设法将父母迎接至就职地,此即"移亲就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移亲就养并不容易实现,故有些官员不惜放弃官职以归乡终养。汉代已将"养亲"纳入官员的考核机制之中,但是总体而言,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仍显粗疏。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思想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比较,发现人民性的主题是贯穿于他们的作品的一条共通的主线。并且人民性思想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这种相似性是他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对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探索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     

浅论高校档案信息服务的创新

高校档案信息是重要的经济资源 ,具有价值性、时效性和可传输性的特征。加强高校档案信息服务 ,必须从观念、工作制度和工作方式三方面进行创新。     

大学生能力认知差距及其培养研究--以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高校是旅游产业人力资源的培养基地,学生的能力是检验旅游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尺。通过对重庆市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及其培养者、使用者的调查发现:学生及其培养者、使用者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期望、学生实际能力的感知水平以及3者对学生的能力培养期望与实际能力的感知水平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差距的根源在于3者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对高校培养目标与教育环境的认知偏差以及生活阅历、知识经验的差异。要缩小差距,高校需要及时修正培养目标,使3者的期望保持合理的水平;切实改善教育环境,调整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实际能力。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