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激励方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全面检验了两种激励方式并行的情境下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其创新质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挤出效应,但在较高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并不明显;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具有促进效应,且这种激励效果在不同创新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差异;地区市场化水平显著弱化了财政补贴的挤出效应,同时强化了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营商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财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探讨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营商环境能够调节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地区看，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分产权性质看，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国有企业。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政府研发激励政策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

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命题,而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研发投入.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资金风险,我国各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各类激励政策.目前学界对政府研发激励政策效果如何有颇多争议.本文以我国工业企业研发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等多种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政府投入的效果进行多维度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激励政策的两种工具适用条件和环境有所不同,如东中部地区适宜采用税收减免优惠,而东北地区则建议直接采取补贴.此外国有性质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对政策有不同反应.通过分类挖掘政府影响企业研发的有效工具组合,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2016-2021年创业板企业的数据分析

针对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选取2016-2021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因果逐步分析法，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创新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等，分析所得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所得税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在所得税税收优惠与企业绩效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企业绩效提供参考。     

我国企业创新投资财税激励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各国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促进激励创新投资的财税政策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财政拨款、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政策要素,共同构成创新的财税激励政策体系。本文在对主要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以乔根森的资本成本模型为理论分析基础,对我国近年来创新投资财税政策激励体系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所得税体系的政策优惠以及政府采购扶持对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具有一定激励效应,而财政投入政策的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体系也有待逐步完善。     

国外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财税支持体系及其启示

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经营往往受到财政税收政策的高度重视。各国财政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以及建立风险基金等途径,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经营。辽宁省应借鉴国外财税支持体系的经验,根据辽宁省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具体状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财税政策取向能够激励外向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活动,提高其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促进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形成,并营造有益于增强中小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组织与制度环境。     

国外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财税支持体系及其对辽宁的启示

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经营往往受到财政税收政策的高度重视。各国财政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以及建立风险基金等途径,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经营。辽宁省应借鉴国外财税支持体系的经验,根据辽宁省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具体状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财税政策取向能够激励外向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活动,提高其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促进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形成,并营造有益于增强中小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组织与制度环境。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地方经济的激励效应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在全球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财税政策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梳理并比较了中央以及与青岛经济发展相似地方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盈利能力的影响,测度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对地方经济以及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均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又连锁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及财政收入的增长.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综述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工具,评估其经济后果非常重要。关于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已有文献缺乏全面梳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评估税收政策的经济后果可能受资本调整成本、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企业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企业异质性、资本品价格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不仅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投资时机、投资结构,而且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税收政策效应评估的精准性,对临时性税收激励政策和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各种税收工具的效应差异以及不同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运用平行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基本理论,对1996~200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地方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不同省市区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时间上表现为影响弹性逐年降低,在地域上表现为不均衡。因此,地方财政应保持科技投入的适度增长,不应一味强调超过实际能力的投入,也可以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倾斜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     

论我国通货紧缩条件下的增值税转型

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着对投资和消费需求及出口增长的制约,这与为治理通货紧缩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相矛盾,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相背离.因此增值税转型是通货紧缩条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但在短期内增值税的转型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可能对积极财政政策产生弱化作用.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过渡期策略以解决这一难题,从而实现增值税的顺利转型.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经济激励政策分析

为了制定科学合理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经济激励政策,本文运用财务评价理论和风险效用理论,通过公式推导得出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在理论上具有相同的经济激励作用,但应根据建筑节能市场发展阶段合理选择经济激励政策类型。本文提出了＂三个阶段＂经济激励政策模式,即：在建筑节能市场起步阶段,应制定以财政补贴政策为核心、税收优惠政策为补充的经济激励政策;在建筑节能市场发展阶段,应制定以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并重的经济激励政策;在建筑节能市场成熟阶段,应制定以税收优惠政策为核心、财政补贴政策为补充的经济激励政策。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上市公司财税补贴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了公司的税负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政府还积极为上市公司提供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发展。为探索政府税收政策和收入政策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选取安徽省4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收入政策对上市公司产生的效应并不显著,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减税力度不足和补贴资金有限的原因,也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补贴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等原因。这就要求政府从以下几点加以改善:加大结构性税收减免力度,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改善补贴方式;强化上市公司管理,提高补贴资金利用效率;加强财政补贴资金监管,防止出现资金流失和无效利用。同时,上市公司也应当注重规模和效益的均衡发展、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此提升自身的经营绩效。     

试论风险投资的财税政策

美国风险投资的实践证明:税收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十分显著。文章主要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现行税收法规中,没有针对风险投资中的“高风险”规定旨在减轻或防范风险的政策;对于用风险投资收益再投资于风险投资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对于风险投资所得税没有减免的规定,等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