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社区建设的新视野

文章先简要介绍治理理论提出的历史、治理理论的涵义及主要论点、治理与统治概念的区别,然后由治理理论推导出社区治理的概念及其涵义,通过对国内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得出“由社会控制到社区治理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需要和必然”的结论,从而为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社会运行的一种解释框架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管理思想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长久以来,社会管理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范式的演变过程,出于对现实社会结构变化的回应,研究范式面临一种新的转换,本文主要从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考察社会治理的相关内容,将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实践过程,置于社会运行的视角之下,通过研究社会治理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和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广告多元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主要方式和治理目标,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在广告监管部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监管思维和监管内容,也适用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手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阈下,广告公共治理的宗旨是保护公共利益,前提是依法行政,目标是提升监管效率,关键环节是政府主导,可靠保障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多元广告监管治理体系,应致力打造广告活动主体—内部治理、行业协会—内/外部治理、社会监督—外部治理、政府监管—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治理体系之基础这样五个关系链条。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治理理论下政府公共权力的有效实现

治理理论是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完成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该理论对于如何实现政府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福利治理的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研究——第六届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福利治理：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国际研讨会上,会议代表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革与转型背景下新的福利治理的理念,总结了中国福利治理的本土化特色,对推动中国福利治理发展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刍议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性影响

全球治理理论的勃兴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还存在不尽合理与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福利治理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基于北京市S社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分析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治理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说社会工作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应该被看做是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一项制度安排。目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福利制度趋于完善和福利政策趋于成熟。本文以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切入点,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深入分析政府福利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在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表明政府在福利供给方面有了新的政策视角,链接了新的社会资源,在一定层面表现出政府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为与能力。     

当前农村乡规民约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乡规民约是一种内生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规范,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中,它又被赋予了现代化社会治理资源这一新的属性。如何将乡规民约更好地运用于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切实发挥其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软法、社会粘合剂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讨论当前乡规民约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问题：乡规民约的现代化改造、乡规民约的内容定位、乡规民约的效力保障,并从加强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及国家权力对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的适当介入、明确乡规民约相对于国法和村民自治章程的规范领域和功能定位以及规范乡规民约的民主制定程序以使其最大程度体现村庄成员的合意这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企业合作关系治理的理论及分析框架

快速变革的技术及市场,使得企业仅仅依靠内在能力和资源难以获得竞争优势,还必须依赖和其他企业的"关系".企业嵌入在与关系方构成的复杂网络中,企业合作关系既有成功的可能,也存在失败的风险.关系治理是一个组织采用适当的治理机制,以积极和持续的态度,管理组织间行为的过程.合作关系治理的理论体系是以关系治理的基础理论为支撑,对合作关系进行的过程和结构治理.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治理的框架,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了治理的关系纽带,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从关系网络结构和价值创造的角度提供治理的视角.关系治理的过程指关系的建立、持续与评价等,关系治理的结构包括以契约为中心的治理和以关系为中心的治理.     

从单一垄断到多元互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多维视角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相继进行了政府治理模武的治道变革,出现了从单一垄断型政府治理模式向多元互动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嬗变.与之相适应,政府治理模式由一维视角向多维视角转型.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包括: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企业化政府治理模式、费利耶的四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未来治理模式.在政府治理模式嬗变的国际潮流中,中国的视角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新媒体语境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与普及,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内外部治理环境,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功能;坚持源头治理,确立社会治理重心。发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协同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