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是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宗旨之一在于资助、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经酝酿讨论，现面向全国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谨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参考选题 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祖国统一 儒家“德治”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家的“德治”学说与“以德治国”理论 儒学普及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近代以来的尊孔与“批孔”思潮 出土文献与儒学典籍研究 …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奠基者熊十力

编者按儒释道向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儒学因与政治结盟而成为“正统”。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先秦至东汉末年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称为“新儒学”（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五四”之后，儒学由政治的附庸而成为制度的殉葬品，同...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方克立“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这篇文章，以它为...     

中国近代的复古思潮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复古思潮往往统治着中国的文坛.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是由士大夫垄断的,士大夫信奉儒学,儒学以上古的“三代”为最高理想.孔子的行政目标就是恢复“周礼”.这就决定了儒家在文化上的“复古”趋向.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核心,“文”数千年来除了增加了“骈文”.变化并不大,始终以秦汉之文为作文的典范.“诗”虽然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自唐以后也很少有重大变化.以至宋以后的文学有所发展.往往是在新出现的文学体裁如词、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和谐目标与冲突趋向:儒学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悖论

儒学政治价值体系是中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不可回避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在儒学政治价值体系中,和谐不仅是基本的价值准则,也是重要的价值目标。然而,儒学指导下的政治生活却很少出现和谐的局面。儒学政治价值体系自身存在的矛盾是造成这一反差的重要原因。儒学政治价值体系对礼的崇尚、对道德的推崇、尊君子抑小人的价值取向极易导向矛盾和冲突。失序恐惧和权威崇拜是儒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有助于从理论上认识和反思儒学的和谐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在和谐问题上的悖论。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     

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中期， 儒学复兴思潮掀起高潮， 政治革新运动也一浪高似一浪。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 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     

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

汉代官学是儒学同政治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官方完全把持了儒学,皇帝成了经学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儒学则垄断了政治,它构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象汉代那样紧密和直接,甚至于无法分辨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政治问题。为此,儒学不得不牺牲了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以迎合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也在儒学的改造和规范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气象。这种结合对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