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民俗学思考——以湘西苗族民歌为例

以民俗学视角探讨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是苗族民歌传统音乐融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音乐人类学理解范式和综合艺术模式的现代性转变。它簇生性地展示了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更全面更透彻地解读民间音乐的深刻内涵,更深入更广泛地解析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民间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生态文化保护的维护价值和社会进步的发展价值。注重回归生活文化,体现民族独特性特征,融合民族多元文化,展现人类再创造力是传统音乐“活态保护”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民间音乐的保护要特别关注传承人的音乐活动,将其置于特定时空中,并利用区域差异性特征,采取多样性策略。     

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

20世纪90年代,民族音乐学研究开始关注“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对民间音乐及其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学界研究民间鼓吹乐艺人大多围绕“乐种和乐社”,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关注较少。以鼓吹乐艺人为例,分析转型期区域群体、专业技艺和管理体制等对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影响,从民间性、专业性与合法性（文化身份）的层面提出鼓吹乐艺人的身份建构与认同策略：加强区域群体对民间鼓吹乐艺人体认,从社会需求层面定位民间鼓吹乐艺人专业技艺发展方向,社会管理层应赋予民间鼓吹乐艺人文化身份。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思路——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

本文试图从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角度,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探讨热贡艺术的文化生态保护和有效传承的内在机制,对基于整体观的文化生态保护思路进行初步论证,重点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社会机制,分析社区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可行性方案。     

论苏州评弹表演技艺的艺术传承

苏州评弹的表演技艺是评弹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评弹艺术传承、发展和保护的意义十分重大.评弹技艺的传承与评弹书目文本的传承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有其自身独特的教习、训练、传承规律.研究评弹技艺的传承规律,是评弹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需要.     

旅游人类学与旅游发展——旅游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日益凸显。这种价值既体现在人类学学科领域,也反应在旅游学的范畴内。与当下旅游学界长于做＂短线研究不大一样,旅游人类学偏向做中、长线的研究,它主要关心现代旅游对东道主社会,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结构、传统价值、族群认同、社会角色、文化变迁等所带来的影响＂。旅游人类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田野观察和反思,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技术在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的隐匿、呈现与融合

现代社会朝着越来越深度技术化的方向发展。教育人类学在此过程中逐渐与技术交叉、融合,发生了很多变化。目前学界就技术与教育人类学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分析。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对象和理论建构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呈现了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技术角色经历了从辅助到拓展、从隐匿到凸显的过程;研究对象技术化特征明显,从电化教育、网络教育到智慧教育,生发出了新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问题;而在理论构建上,应用了科技人类学理论,却缺乏针对技术时代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构建。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略论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是集扎制技巧、表演技艺、巫傩文化、梅山文化等为一体的优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出现的诸如老艺人的自然消亡不可抗拒、多元文化冲击当地吊龙文化、传承面窄暗藏传承危机以及资金不到位导致传承艰难等问题,将影响其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此,需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传承主体的文化传承自觉意识。     

“非遗”语境下长沙窑陶瓷 传统技艺传承与产业复兴

长沙窑传统制陶技艺是千百年来长沙窑地区制陶艺人通过实践探索并逐渐形成的一套制瓷技术、文化体系。其独特的工艺特点和传承方式是技艺创新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助于推动长沙窑陶瓷产业复兴，并促进长沙窑地区发展出一条属于自己地方性的现代经济、文化之路，使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存在于现代文化之中。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文学与人类学摭论

知识全球化推动了学科间的交叉与重组,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引发了地方性知识和个体经验的崛起,这成为原本分属不同学科的文学与人类学不断融汇的社会根源。在中国和西方的双重语境下,采用宏观与微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构拟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走向:审美情感与田野实证是文学和人类学的属性差异;人学与生存经验是文学和人类学共同的精神向度;诗性思维与民族志互渗表征文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转向;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构建的新型研究范式。通过对文学与人类学的差异性、共通性、相互转向及学科共建的分析、阐释和论证,旨在厘清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走向,为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ethnohistory：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作为一种学术现象,ethnohistory逐现端倪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尝试引入史学视角的发展倾向,时当时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的美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二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由疏离到日益密切及“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一时期的ethnohistory,既不是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主流,易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对全面理解ethnohistory的内涵、性质和作用,以及二战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助益.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2006~2007年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综述

2006~2007年中国大陆人类学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汉人社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均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人类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日益泛化、理论创新乏力等问题。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今后亟待加强学科体系建设,重视应用研究和区域研究。     

日常生活、共同体与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一个华北手工专业村的考察

村内传承是一些品类的民间手工技艺常有的传承方式。共同体意识促使村民共享技艺成为可能,村民之间密切的日常交往,为技艺传承提供场景、氛围和社会网络基础,进而促成手工专业村形成。村落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技艺向村外扩散,但这种限制更多地源于专业村独具的生产氛围,以及周边村民对专业村技艺保守的想象。共享技艺来源于共同体意识,同时也再生产共同体意识。     

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在中国 ,历史学的学科史比人类学的要长得多 ,传统中国史学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不过 ,当代历史研究完全有必要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然而 ,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百年间在学科本土化过程中 ,已经演化为有别于西方定义的一门学问 ,它和历史学、民族学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理来界定或理解中国的人类学。在学界同行中讨论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有必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人类学方法的主要特点 ,哪些是可能对于历史学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两门学科又有哪些交叉领域等等。然后 ,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的研究实例 ,探讨我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生态理念视域下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利用研究 ——以正阳关"肘阁抬阁"为例

文章以生态理念来观照寿州古城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并以寿州古城文化遗产正阳关"肘阁抬阁"为例,对其起始渊源、历代传承、传承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分析,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探讨了"肘阁抬阁"的生态构成.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对其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涉及传承人、传承技艺等艺术本体因素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非本体因素,因此要同时兼顾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的问题.此外,在保护与发展中必须以人为本,重视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要根据生态理念的内涵明确寿州古城文化遗产传承的活态性和可持续性,希冀为寿州古城其他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人类的生态困境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而形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经过今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决定论”、“互动论”等学科理论,但面对当今的人类生态问题,这些理论显得无力与无奈。本文从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质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是两个并存的自立复杂体系,都具有自组织能力。从这样的视角去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成为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取向。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