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移风能否易俗:明代江西地区毁淫祠事件探析

明代江西毁淫祠活动较为频繁,地方官员为使地方社会移风易俗,规范社会秩序,对用人祭祀、巫师害民、劳民伤财等不合理的祭祀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他们又通过毁祠庙、兴学校、祀正神等措施来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取向。但这一行为主要与他们的政治热情相关,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地方官员打击淫祠的效果并未持久。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

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祇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在这种造神运动中,巫者起了重要作用。在神权话语被政权控制的环境中,民间神祇被定性为淫祀之神。而六朝的统治者们为维持政权稳定,又有条件地接受了民间的神仙信仰,故其将民间神仙祭祀活动称为淫祀,是一种悖论。     

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合祀问题研究——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

合祀现象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古已有之。笔者以河南方志资料为中心,论证了中国民间信仰中合祀的类型,并把合祀背后的驱动因素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宽裕,或节省意识的驱动;淫祀针对国家祭祀政策的一种自我保护;地方巫觋在利益驱使下的有意推动;统治者对主祀者崇高地位的突出强调;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及宗教观念的淡薄等五项。     

民间祠祀与李靖神化

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其丰功伟绩而为后继历朝列于国家祀典。然而,对李靖神化具有主导因素的却是民间广修祠庙并不断附之以异说。这种民间的祠祀加速了历史人物李靖向神祗的转化。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祈雨信仰与社会群体心理态势

清末随着新政改革的兴起,帝王雩祀制度断裂、终止,而民间祈雨信仰仍在延续、活跃。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各阶层的祈雨信仰与心理态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北社会下层民众是祈雨信仰的主体,其祈雨活动既是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敬畏与恐惧心理的体现,又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自我生存保护手段。东北社会中层的乡绅视祈雨仪式为己任;商人则借助社区祈雨活动谋取地方公共事务权力;新知识精英借批判祈雨仪式传播改良社会主张。东北社会上层,名为体恤民瘼的官方参与祈雨,实为对民众的规训,借此缓解社会压力,维持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文学活动空间变化与两晋文学发展进程

与汉魏文学活动空间基本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不同,两晋文学活动的发生空间发生显著变化。以宫廷或王室成员为中心进行的文学活动虽然是两晋文学活动的基本模式,但在此之外,两晋文学活动产生了新的重要模式,于公卿百官之间进行的文学活动、于士大夫之间进行而不带有官方意味的文学活动乃至家族文学活动等类型相继出现,文学活动空间不断深入扩展。表明两晋时期文学已向社会各层面深入推进,文学已被社会全面接受,开始实现自觉发展。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指导思想;严惩贪官,确保民众经济利益的吏治主张;追求法律公正,保护民众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制理念。     

从“风角杀人”到党锢之祸

汉末张成用风角推占有赦,遂教子杀人,时任地方长官的李膺违背赦令将其子正法,这件事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成为什么可以凭风角推占有赦?风角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占术,它之所以能预测政治,是和汉代以天道决人事的灾异谴告思想分不开的。由于灾异思想的影响,汉末的赦令非常频繁,严重干扰了法律的正常实施,早已遭到士大夫的批评。在汉末皇权和士权紧张对立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导致了皇权对士权的压制,因而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实质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民间信仰的史料。唐代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有着多元化的信仰对象、广泛的信仰人群,地域性特征明显。如此发达的民间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唐代开明文化政策的直接反映。     

论汉宣名臣张敞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的著名大臣,曾长期担任地方大员,成绩卓著:一是敢于直言,有政治远见;二是有行政才能,长于处理繁乱的地方事务;三是勇于追求个性解放。他成功之秘诀在于采用教化与刑罚两手并用的统治方法。因其为官风度随便没有威仪,受到时人的指责而不得升迁。然后代有识之士却给其以极高的赞誉,成语“张敞画眉”的广泛流传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