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

"永嘉文体"是指在南宋陈傅良、徐谊、蔡幼学、叶适等温州籍进士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文体,它实际上是北宋古文运动在南宋的重续.内容上,永嘉文体以经史结合为基础,偏重于阐明经制之学,喜论历朝成败得失之由.风格上,行文气势壮阔,议论辨洽宏博.文学精神上,积极入世,文章为时而发,由历史、经术而指向时事,经世致用之意很强烈.永嘉文体的实践者们有鲜明的写作指导思想,强调和讲究写作技法.其兴起之因有三:绍兴时的科举改革,客观上为韩柳欧苏等人一脉相承的文统和伊洛学说的结合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一个政治上的温州群体已经形成;吕祖谦等人对此文体的高度肯定和扶持.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

从南宋前期到中后期,<春秋>一经在科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关键是陈傅良和他的时文,进而推论,陈傅良为代表永嘉学派的崛起与科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

蒲松龄的科举心态是其复杂思想、矛盾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由于科场蹭蹬，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巍科，借以张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由于科考磋跎，使其期待境界与现实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凝聚成批判科举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迷又困惑的矛盾心态，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心理与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同时还与蒲松龄确证个体价值的二难选择密不可分。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怪八股

八股何以称怪,倒值得说一下。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取举人、进士的一种范文的通称,规定得很严格,分为八段,所以叫八股。现在科举已废去一百多年,没有人会作了。八股的开端远在宋代,形成并运用则在明、清。当日士子下帷读书,志在猎取功名,就是作官。作八股文乃是一块“敲门砖”。 八股的中心思想是为圣贤立言,圣贤专指孔、曾、思、孟,即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作者,宋朝朱熹把它编为《四书集注》。封建社会就把书中的内容作为科场文题目,并且须结合《朱注》。所以士子不但要熟读背诵四书正文,连《朱注》也不敢忽略,落笔时才不至出问题。考官凭此来取士,如有了差误,考官也要为此丢官。所以说科场文字不在学问的深浅,而在能否合功令规格,能否合考官的口味。     

宋代糊名法和誊录法的若干问题

一 糊名法和誊录法的历史作用及其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科举制自从隋朝问世,迄至清末西方文化大量输入后而归之于灭亡,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两宋期间,通过对科举制的一系列改革,使其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如:“别试”、“排座”、“糊名”,“誊录”,“二次评卷”等法的创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遏止了官僚权贵对科场的干涉和垄断,防止了一些非法的徇私作弊行为。科举的大门敞开于广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有才华者提供了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些新法不仅在宋代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而且对宋以后的历代取士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科举的史实虽然早已成了遗闻趣事,但是,我们今天各类考试中为防止作弊而采取的编号、排座、糊名、二次评卷等项措施,却与科举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缘。所以,有必要认真地考察科举中各种规章制度创置的原因及其推行的历史。     

明代科举与通俗小说中的冒籍

在明代科举中,冒籍是一种特殊的科场舞弊行为.从制度层面说,它与其他舞弊手段没有区别; 从科举所标榜的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冒籍又是对科举制度不甚公平、有欠合理的一种反抗和弥补.因此,朝野上下对冒籍持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冒籍者不会被轻易指发,也很少会受到严惩.现实社会中对于冒籍的宽纵也影响并反映在通俗小说中.小说作者往往并不将冒籍看作一种舞弊手段,而是将其视为小说人物考取科名的科场利器,并由此发掘出冒籍在人物形象与小说情节方面的诸多功能,使之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元素.通过冒籍,我们也可以体察到小说作者对于科举的矛盾心理和隐秘需求.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天如之名满天下”：复社主盟张溥晚明之影响探微

张溥为晚明风云人物，一生涉足文社、科场、朝政，创立和主盟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影响科场选举和朝政人事，使社局与朝局相为表里，故在晚明“名声震天下”。从少年苦学到创立应社，从统一复社到科场联捷，从里居倡学到勇斗逆党，从谋救黄道周到运作周延儒复相，张溥在晚明颇具影响，不容忽视。剖析还原张溥在晚明的影响，对于认识和评价张溥，颇为紧要。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洛学与永嘉学派

北宋永嘉之学,原是洛学的分支;而南宋永嘉学派,却成为程,朱理学的“异端”。本文拟就其学术源流与思想演变,试加探讨。(一) 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展开辩论,形成全国三大学派。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字)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