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南—北”“东—西”话罗斯（俄罗斯）——《儒家思想的遥远回声》再辨析

俄国德·谢·利哈乔夫院士说：＂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Россия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Востоком＂）。古代罗斯,在其历史发展初期（公元9世纪中叶）,位于东欧平原一隅;后来（从16-17世纪直到19世纪）她逐渐＂东扩＂,以至＂地跨欧亚两洲＂。尽管如此,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不曾是也不可能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联系东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是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因此,所谓俄罗斯人与＂东方人＂、＂东方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在＂价值观、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彼此＂接近＂、＂近似＂、＂相似＂,甚至＂同出一辙＂（代替＂如出一辙＂）以及诸如此类说法,纯属牵强附会,不经之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播扬的文化意蕴——基于文化选择、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的视角

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是近代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文化的试金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种＂主义＂与＂思潮＂纷纷涌现。面对形形色色的＂主义＂与＂思潮＂,中国人民该怎样进行文化选择？根据文化的优势扩散原理,越是先进的文化越容易被人们优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优势＂、＂高势位＂是其在中国得到传播的根本原因。其在中国的早期播扬经历了从＂一鳞半爪＂到＂树根立魂＂的过程,它符合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具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因子。而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读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实现了＂视界融合＂,而且达到了＂文本意义上的创生＂,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文化选择。     

薛福成近代教育思想探析

薛福成是我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生十分重视教育.通过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体认,特别是出使欧洲悉心考察西方教育,他在研究与对比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分析了薛福成的近代教育目标、宗旨、体制,指出了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前瞻性意义.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国人颇热衷于区分东西方文化之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也确实有不少差异。比如东方,当然这里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崇尚＂性本善＂,并由对人性善的认知形成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却崇尚＂原罪说＂,并由对人性恶的认知形成一种罪感文化。这两种文化就其本源来讲,也许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从其传承、演变和发展来看,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了。     

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矛盾

中国近代,西方文化蜂拥而至,与中国文化冲撞激荡,比较中西文化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着近百年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对于这一历史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西文化比较仍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课题。这里试图对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史作一宏观的考察,指出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矛盾。一、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逻辑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逻辑展开:就研究对象而言,是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是认识过程的逻辑展开。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对应的。     

《浮生》中的“第三空间”文化观

运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文化理论分析澳大利亚电影《浮生》,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从香港移民澳洲的陈姓一家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如何进行文化协商,构建自己的＂第三空间＂,在异域快乐生活的历程。     

论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译述的《天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深刻的清理，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严复是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旧观念的斗土。为了拯救祖国，唤起民心，他反复表示：对传统的政教、学术及旧文化心态，“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更蹈作无耻之故辙”，表现出执着的勇士气概。但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盘否定，而是在衡比中西文化异同中，“去其旧染而择其善而存之。”严复对旧文化的“旧染”，抨击是激烈的、深刻的、有意义的。现试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     

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文化上解决中国民族的危机。唐君毅和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通过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进而摸索中国文化的合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他们如何摸索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     

传统文化与严复自由、共和的宪政观

严复对传统虽有批判,但并未背弃,对近代西方文化虽曾大力宣传,却一直是选择性的接受;“西学”与“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不断“交融互释”着。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是在致力于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点,质疑西方科技文化的局限,是对早年中西文化观的补正。这与其说是一种倒退,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成熟的表现,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     

殖民文化的张扬——对近代大连旅游业的深层次考察

近代大连的旅游业,是俄日殖民统治和殖民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殖民者推行殖民文化的一种特殊手段和载体。他们在大连发展旅游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大力宣传殖民侵略的历史＂功绩＂,为侵略者＂战绩＂歌功颂德,大力宣传和张扬其殖民文化。近代大连旅游业的发展,使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程度进一步加深,其旅游活动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并长期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思想先驱，又是领袖群伦的杰出学者，在思想启蒙、文化革新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所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可以说，近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与梁启超的名字紧相关联。他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对文化问题，诸如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近代随西力东渐而传入的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适应世界潮流与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进行过颇为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本文拟通过考察梁启超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心路里程，对今天依然争论不休的中西文化问…     

进化论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中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硝烟和血腥之中,以民族的屈辱和苦难跨入畸形的近代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的涌入,打破了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来基本上独立发展的格局,形成了中西文化大汇聚的历史潮流,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纷然杂陈、飙传豹变的生动局面。     

拜上帝教: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产物

拜上帝教是近代中西文化结合的先驱 ,但却带有严重的畸形性。突出表现为在拜上帝教中 ,中西文化的结合极为混杂 ;其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既对基督教有依赖性而又扭曲了基督教的宗教精神 ,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继承性而又窒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拜上帝教对中西文化结合采取的是极为功利主义的态度 ,将文化完全屈从于现实的乃至私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