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挖掘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乡村治理、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领导体制--以浙江省两个能人治理型村庄为例

能人治理是一种独特的村庄治理类型.A、B两村均由经济能人主导村治,村级组织一体化,统一在党组织特别是在党支部书记的主导下共同实施对村庄的治理,属典型的能人治理.但具体的领导体制模式有差异A村实行集中决策、分权管理;B村为集权统一型.两村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明显偏离了国家制度安排(1)领导集团的结构与功能改变;(2)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和运作方式变异.因此,应该理性地认识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治理的影响,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以"适应性"为标准评价实践中的村庄领导集团模式,根据治理绩效认识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与制度的偏离.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     

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

对于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引入农村地区后,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否有所变化？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其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以深入的个案调查为基础,而且也离不开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以6省的数据,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民主对于村干部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而增加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述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的＂村治＂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费孝通等的著述构成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含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维度开展研究,形成村庄治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综合起来分析,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调研,谋求村庄治理实际问题的解决,纯学理性的理论建构不多;改革开放后则将研究推向多个学科层面,全方位研究村庄治理的各个侧面,不仅注重个案性的实证研究,而且也不乏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路径依赖——以江西F村为例

近来,广大农村出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现象。笔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信仰依赖,并发现了其运行的内部机制——民主选举、阳光操作和信仰支撑的构架。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新农村建设与乡镇公共服务型机构的强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乡镇机构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新形势下,我国乡镇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服务职能的严重缺失。因此,当前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彻底改变伴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乡镇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合理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机构,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乡村社会和新农村建设。     

健全完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健全完善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激发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进一步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健全完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就要针对目前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规范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内容,规范制定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程序,加强基层党委政府对制定和执行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指导和监督。     

市场化、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间组织的崛起。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可分为垄断性民间组织、垄断—自治性民间组织和自治性民间组织。从性格上看,民间组织具有依附性、等级制、参与性、次公共性、自治性和间接性。从治理功能上看,民间组织具有执行、合作、制约、置换等功能,由于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因此其治理功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为发挥民间组织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应该在民间组织的发展、自主性、民间性等方面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论发展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它能够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求合作与共识,谋求共同发展,能够容纳并解决利益冲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实现各种利益冲突的动态平衡。发展协商民主是平衡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策略,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向和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各种相关机制与途径的共同完善。     

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组织流动特征

人类学善于从社会行为背后挖掘区域文化意义的特点及其与社会学、人口学等研究思路的分疏,对于阐释农民工的组织和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人群组织和流动的文化特点及规律。     

论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服务机构运行机制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适用,超出了国界和社会制度的范畴,符合我国行政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塑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坚持协商民主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和谐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坚持协商民主,对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和谐有重大的积极影响。本文从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求,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等三方面进行阐述。     

驻区单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推进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是新时期社区建设与发展重要的内容。驻区单位与社区具有天然的依赖关系,驻区单位在参与社区建设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目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够和谐,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社区的作用被忽视;二是驻区单位延续着传统的工作方式;三是驻区单位的功利取向;四是双方在资源上不对等性。新时期推进和谐社区建设需要寻找社区与驻区单位合作的新途径。     

论邓小平民主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化了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确认了民主治理的根本理念,并以发扬经济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法制建设发展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治理的具体实践,从而形成了我党民主治理的基本理论,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