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授权立法中的行政立法不作为及其控制——以《公路法》第36条为切入点的初步考察

法律的授权条款既赋予被授权机关权力,同时也课予其行政立法的义务;被授权机关在是否进行授权立法方面没有裁量权,只是在何时立法方面有一定的裁量余地。当裁量权收缩乃至于没有裁量情形出现时,被授权机关怠于立法的行为即会构成行政立法不作为。授权机关应加强对自身授权行为的控制,同时应加强对被授权机关的监督,必要时可以收回授权以解决行政立法不作为问题。     

试论我国的教育行政主体

教育行政主体不仅仅包括各级教育行政机关 ,还包括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和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明确教育的行政主体对依法治教有积极意义     

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授权立法中的被授权机关问题研究

确立被授权机关的范围是完善授权立法的基本问题之一。确立被授权机关的原则是被授权机关应当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应是立法机关的制衡机关或其下属机关。我国在确立被授权机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无立法权的机关、部门或地方获得了立法授权;在特别授权中,对被授权机关的确定具有某种随意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明确规定我国的被授权机关应当是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应当审慎对待向地方机关的特别授权。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之论纲

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它们的区别除了表现在内涵、特征上的差异外,还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运行上的不同、行为的名义和效果归属不同、行为的性质不同、行为的直接后果不同、主体不同和客体不同等方面。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之身份困境及其破解——以行政诉讼为展开视角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际上是通过法律、法规得到授权而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特定组织。我国法律对特定组织的授权方式不统一、授权范围模糊且权力边界难以确定,这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出现被泛化的倾向,法院在相关司法判决中所依赖的"三段论"式论证逻辑也并不周延。在行政分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尝试对特定的行政权予以类型化,另一方面需要法院在个案中科学地界定特定组织的身份并不断积累相关司法经验,如此才能逐渐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正本清源。     

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真伪辨

证明责任作为常见的法律术语一般都能正确使用,但是在行政程序语境中却容易犯错。行政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决定了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自向证明与证明责任的他向证明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行政程序中无论是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还是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一般都不存在证明责任,仅在少数特殊情形下即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处于居中裁判地位,其他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相对人之间处于对立关系时才存在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如果需要描述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应当使用"全面调查"一词,全面调查不仅包括通常所说应当收集有利和不利的证据,还包括收集证据的广度和深度。     

委托行为的性质与法律调整

委托为本人与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处理事务型合同 ,它是委托代理、信托、行纪、居间等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创建以代理、信托、行纪、居间等法律制度为内容的委托法对民法的规范化、系统化极富价值。在法律建构模式上 ,适宜将委托制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 ,同物权法、债权法并列以体现其兼具物权和债权内涵的特色     

试论授权立法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因为《立法法》存在缺陷 ,所以远不足以解决授权立法所引起的法律冲突。冲突成因在于授权主体的广泛性、授权期限、范围、授权标准不明确、超越授权立法以及监督不力。为解决这些冲突 ,应当限制授权主体范围、实行更严格的法律保留、坚持授权必要性原则 ,不同类型的授权立法应当确定不同的位阶 ,应当完善立法机关监督和裁决的机构、程序和标准 ,还应当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论欧洲联盟的行政责任及其司法救济

本文探讨欧洲联盟对行政责任的法律救济,重点论述法国始创的欧洲行政法的行政责任理论及从中衍生出来的国家赔偿原则,以及对行政作为和不作为产生的行政责任的司法审查。本文表明,一个完善的行政责任体系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法治国家的建构是必不可少的。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性质的定位存在着误区,表现在将补偿问题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误区是导致补偿问题复杂难解的深层法律原因.拆迁补偿关系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性质为行政征收补偿,政府才是真正的补偿义务主体,政府应直接对被拆迁人承担补偿义务.拆迁补偿应以公正合理补偿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全面弥补当事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仅就补偿标准而言,公正补偿应体现民法精神,但不可将其与民事赔偿简单等同.     

政府公共警告不作为与作为的赔偿责任分析

具有政府公共警告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该行政机关需承担相应责任。行政不作为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应遵循按份责任原则。公共警告行政作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信息形成于法有据、程序正确,即使发布的信息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机关应否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

根据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单位犯罪的原理,国家机关不应成为单位犯罪的犯罪主体;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加上必然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困难,国家机关不应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国家机关承担责任的形式只有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两种,国家机关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论ECFA的法律基础

作为两岸间经贸交流的正式制度安排,ECFA的法律基础包括:第一,它是两岸以独立关税区的主体资格成为WTO成员后,互签的符合WTO有关规定的经贸合作协议;第二,在它的谈判和实施中,两岸的行政机关和"两会"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以及公法理论中具有明确的权力来源和主体定位,即两岸之行政机关有权主理两岸的经贸往来事务,而"两会"作为行政委托的受托人亦有权谈判并签署ECFA。     

委任立法片论

文章认为,委任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立法机关以法定程序制定的授权法创制法规的行为.委任主体、委任立法主体和授权法是委任立法的三个构成要件.我国宪法体制上的缺憾导致我国并无严格定义上的委任立法,它给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取消行政机关实际存在的固有立法权;立法法典化;建立委任立法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作者对中外学者关于委任立法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商榷意见.     

多元主体与复合责任--论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性垄断的责任设置

行政性垄断是一种特殊的反竞争行为,这些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其实施主体的双重性、危害对象的二元性、违法性质的复合性、责任形式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为有效规制行政性垄断,中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必须在关系具体规制实现的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的设计上对其特殊性加以全面考虑,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置.     

行政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概念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合同已成为我国广泛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重要手段.但对于行政合同有关的法律责任,我国学者鲜有研究.笔者借用民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对在行政法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以及概念、性质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