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善治图景下环境公共治理的法律保障——以软法为视角

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意味着我国急需在该领域进行公共治理,也理应走向善治。软法是硬法的补充,亦能与公共治理模式契合,应是其走向善治的合适路径。故环境公共治理既是硬法之治。也是软法之治。软法不但在国际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运用,在我国国内环境公共治理中也有具体实践,还须大力进行完善,以弥补硬法法治之不足。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变革论——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因能弥补相关硬法的缺陷,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主要治理形式。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监管标准、主体、方式和路径等方面均无法达到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亟需变革。由于软法的作用和效力仍存有争议,且不同国家的利益差异较为明显,其变革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人权规则的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下,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变革方向逐渐明晰,或将在理念、制定和实施上有所革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国内转化路径及其范围与重点,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为了食品安全国际法治的早日实现,建议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论基于经济治理的经济法软法之治

无论从一般法理还是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层面看,经济法软法的治理功能正在得到彰显。为此,有必要对经济法软法的基本类型、经济治理及其理想模式、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路径以及基本规则进行理论阐释,使经济法软法在经济治理中发挥其应有功能。为达此目标,本文首先对其渊源加以分类,将其类型化为公共政策类、行业规章类、专业标准类、市场交易主体类和国际经济法软法规范等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分析从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中探寻经济治理的旨趣,进而基于经济治理的本质探讨经济法视域中经济治理的理想模式,从该部门法角度厘清并选择"经济治理模式",该模式即为"经济法规范文本层面的治理+经济法软法规范的治理"之软硬结合模式,其实质就是经济法软法与硬法并用。最后诉诸价值分析从应然角度研判,提出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认知观念、厘清治理路径、协调硬法与软法实施,并遵循冲突时软法让位于硬法、和谐时软法优先于硬法两项基本规则。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软法治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必由之路

软法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民主协商这一特性,与硬法相比更易于被企业所接受,软法在推动企业的自律、增加管理的执行力,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较之硬法更具优势,因此软法治理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过程中也在不断强调软法治理,但仍在法律体系、惩罚机制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问题。本文在论证软法治理必要性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     

卫生院改革中"软法"的功能解析

"软法"概念是相对于典型意义上的法律(硬法)而言的。对照软法的内涵分析,中国的乡镇卫生院改革是在以"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为核心的规范指导及规制下进行的,属于"软法"之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软法在卫生院改革中运行状态的分析,认识到尽管软法之治推动并保障了卫生院改革的前期开创性工作,但单一的软法之治无法推动卫生院改革的深化工作。针对此现状,提出了避免单一的软法治理,实现软法与硬法的结构均衡化;促进软法的规范化,避免软法的"人治"趋势等可行性措施,以促进软法规范化发展、保障卫生院改革深化进行。     

经济领域中的软法规律性初探

软法是客观存在的规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发挥着作用。软法的盛行有其必然性,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引起的管理权力结构转变、经济领域公共治理模式以及协商民主理念的兴起都使软法大有用武之地。软法的效力有其特殊性,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力,某些软法仅有内部效力,而某些软法还有外部效力。软法的运作具有协同性,软法的运行体现了自律与他律的结合,由民间与官方合作实施,硬法与软法协同运行。探索、掌握软法的发展规律并加以运用,可促进经济领域法治模式的变革,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公平受益。     

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生态权益法治保障制度构建新思路——基于“共识导向”的环境司法改革思考

作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共识"不同于单纯的"同意"(consent)、"治理"有异于传统的"管理"。应当以"共识导向"为基础,以民主治理为依托,探索生态法治建设的五个新思路:基于民主协商的生态共识、选举民主与"绿色法治GDP"新考评体系、社会自治与生态司法改革、谈判民主下互动式生态权益救济之道、生态法治的组织架构创新。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论国家治理与人权保障

从原始民主治理与人权保障血缘化、奴隶主"神权"统治与人权保障身份化、封建社会的治理与人权保护,到资本主义"物的依赖"治理模式与人权保障的契约化,治理的演进从未脱离关于人的思考,但物质制约性决定其治理模式与人权保障存在局限性,并未实现国家战略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与人权保障领域同样出现了悖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致力于实现"治理权"与发展权、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以及法制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开创人权保障的中国道路。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思维,既需要以"自治"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维度,围绕"自治活力"主线,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内源动力;也需要以"法治"为乡村治理的功能维度,坚守"法治秩序"底线,确保公共权力规范运行,村民权利有序维护;还需要以"德治"为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明确"德治精神"的红线,不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只有厘清乡村治理中自治活力、法治秩序、道德规范相契合的源生内需与契合机理,才能通过文化塑造、角色定位、功能优化和政策调适,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构建契合中国场域的三维互动现代乡村治理新体系。     

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反思

随着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持续深入推进,养老领域中养老服务机构的法治化具有时代必要。然而,一直以来,养老服务机构治理主要是内部管理自治与相关行政部门监管相结合,未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介入治理,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原则与治理实践在各环节上未能紧密融合,严重影响法治效能发挥。鉴于目前我国各地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水平存在差异,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环节对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进行困境剖析,有针对性提出相应化解之策,促使新时代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规范,更有力地保障入住老人权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外商投资法》的颁行及影响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部基础性法律对我国传统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与重构,在征收补偿、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政府采购、融资、监管等多方面条款规定中重点聚焦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与保护措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将在外商投资治理领域对我国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各级机关产生深刻影响.国家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亟须深入实施"废改立",科学立法;全面运用法治思维,严格执法;转换协调法律适用,公正司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要以"守正创新"为主基调,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具体制度体系,重构"大学操作系统",调动大学治理各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大学系统的动态平衡,涵养创新生态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软法：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制度之维

软法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却为人们所忽视。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软法的作用愈显突出,必须正视软法及其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