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西执政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近代以来,埃及出现过三次工业化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经济遭遇了地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重衰落的危机。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经济发展凋敝,社会矛盾突出。塞西在稳定政局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汇率与提高利率;财政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税收、推行销售税改增值税以及削减物价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推出了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塞西推行改革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改革时间还不长,"救火"特点明显,尚未触及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使实体经济成为埃及经济的主体。从成效来看,塞西的改革措施阻止了埃及经济的恶化,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埃及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尚需时日。     

当代埃及私营部门与社会阶层结构问题评析

受制于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和特权企业垄断市场等因素,当代埃及私营部门内部结构失衡的情况较为严重。非正规部门过于庞大,而中小私营企业的数量和吸纳就业人数占比低,资本规模极小且生产技术落后。由于中小私营企业发展受挫,导致市场转型不佳,进而加剧了社会的二元分化:大商人阶层和上层官僚集团窃取私营部门发展成果;广大中下层难以分享市场化改革的好处,导致生活无法改善,社会地位难以提升。塞西政府在稳定政局后,重启市场化改革,但营商环境并无根本改善,中小私营企业仍未恢复到2011年之前的水平。塞西政府需全面提升治理能力,杜绝裙带主义,抓住"2030年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契机,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走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之路。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自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与埃及国内政治密切关联。为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塞西采取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具体包括:支持法塔赫,调解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分歧,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哈马斯采取打击与怀柔并行的两手策略;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进行斡旋,促使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积极推动巴以和谈。这些政策再次凸显埃及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然而,由于埃及国力衰退、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下降、对埃以关系日益重视等现实因素,埃及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与以色列准联盟关系的发展北大核心CSSCI

塞西执政后,埃及和以色列以安全合作为基石,密切战略协作,构建起具有准联盟基本特征的新型双边关系。埃以关系能够超越冷和平、向准联盟发展具有复杂的动因,它源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变量聚合”。首先,中东体系结构调整导致地区无政府状态加剧,中东多国形成相互交叉的对抗性政治集团,为埃以拓展关系创造了客观条件。其次,埃以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扩大,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为两国关系向准联盟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最后,埃及领导人塞西的个性特点以及作为特权阶层的高级军官的群体认知,为两国关系的调整提供了稳定的政策保证。埃以作为中东地区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将进一步加速“新中东”的形成。     

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2011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军队在主导埃及政治进程的同时,其经济实力也迅速扩张。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既有体制的维护者,埃及军队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军队是恢复埃及政治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和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军队势力的扩张和威权统治将为未来埃及政治动荡埋下隐患,特殊的军队经济将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障碍因素。     

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军政关系

军队在共和国时代的埃及国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埃及历任总统大多拥有军队服役背景,但埃及历届总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可靠。与前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任期内部分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埃及在穆巴拉克时期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政府控制军队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认为,防政变策略是执政者追求稳定军政关系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融合型和隔离型两类,且该策略在社会危机期间对维护军队忠诚度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防政变策略,其手段表现在退休军官的政府任职、退休军官的公共部门任职和对现职军官直接给予现金支付等三个方面。这些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也导致了埃及军队的商业化和防守化,并最终使得该策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逐渐失效。     

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突围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埃及的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过度扩张、路径锁定、路径突围四个历史时期.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宏观制度背景塑造了救助制度的发展结构,关键节点创造了变迁机会结构,行动者的策略推动了埃及救助的制度变迁.此外,影响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特殊因素在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始终是自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历届政府遵循的执政原则,在"社会契约"的影响下,埃及救助制度的民粹主义特征不断自我强化,将其锁定在既定发展轨道.随着塞西政府推行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救助制度的消极路径循环演变为阻碍改革的逆向张力,伴随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风险,都成为影响埃及未来政治社会改革的重大挑战.     

当代埃及补贴制度的改革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

补贴制度在埃及不仅是个民生和经济问题,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埃及的补贴制度始于1952年之前,并延续至今。埃及的补贴种类繁多,不同时期种类有所不同,食品和能源是主要补贴领域。埃及补贴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发挥了社会兜底作用,有效保障了埃及底层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维持了社会稳定,但也积弊重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二是价格倒挂,三是损耗与浪费严重,四是加剧社会不公和滋生腐败。自1977年起,萨达特政府、穆巴拉克政府、过渡政府以及塞西当局对补贴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改革的关键内容是提价与削减补贴支出,但总体效果不佳,陷入不得不改革、又难以彻底改革的两难境地。埃及补贴制度改革困境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贫困阶层依赖补贴维持生计,二是埃及粮食问题严峻,三是获益者反对。补贴制度是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之需,补贴制度改革的困境反映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困境,其根本解决依赖于经济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     

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

全球化在现代化改革、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三个方面对埃及形成挑战。从当前看，加速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行国内经济改革是埃及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根本措施；积极谋求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是埃及迎接全球化挑战必须依靠的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全球化背境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埃及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新一轮动荡期的埃及局势分析

埃及政局突变,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赶下台,是穆兄会执政后多方面举措失当所致。进入动荡期的埃及面临着各方的激烈较量,穆兄会同军队之间的较量也将加剧,过渡政府难有作为,外国干预会不断加强,军队和反对派面临考验。     

埃及现政府经济改革思路探析

埃及经济深受地区局势的影响,其传统外汇支柱产业为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收入及侨汇收入等,都对地区局势的风云变幻十分敏感.2004年7月,被誉为埃及"少壮派"和"改革派"代表人物的艾哈迈德·纳齐夫临危受命,接替年逾七旬的奥贝德出任总理.一大批年轻有为、锐意改革的官员随之也被充实到各级政府部门,为埃及的经济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埃及与德国关系中的价值龃龉与务实合作北大核心CSSCI

埃及长期重视发展对德国关系。当前,德国是继中国之后的埃及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埃德两国在安全、能源、文化等诸多领域享有共同利益,不断开展务实合作。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埃德关系在历经波折后呈现“新常态”,即由对抗性的价值观摩擦逐步转向互惠性的多领域务实合作。埃及国内的民主转型失败、中东变局的负面溢出效应以及两国经贸发展的现实需求,促使埃德搁置价值争议、谋求交往合作,双边关系由此呈现出价值张力与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两国在地区反恐、难民及非法移民治理、维护中东局势稳定等方面保持着良好互动与合作,并持续至今。然而,德国国内社会对塞西政府普遍存在负面观感,导致德国当局在发展对埃合作时始终面临较大压力。随着新一届德国政府的上台,价值观因素对埃德关系的消极影响犹存,且具有强化趋势。     

欣欣向荣的埃及金融业

在全球经济加速发展的形势下,埃及政府坚持“和平、稳定、发展”的方针,对金融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大规模地推动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私有化进程.埃及经济1996年的增长率为4.3%,1997年的增长率为5.5%,20O0年有望达到8%.作为“领头羊”的金融业为埃及经济带来的勃勃生机有目共睹.一、改革振兴(一)迅速崛起的证券市场近几年来,埃及政府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改造,坚定积极地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仅1997年,就出售国有企业近100亿埃镑.迅速崛起的埃及证券市场不仅成了经济结构私有化进程吸收、消化的蓄水池,而且成了私有企业吸纳中长期资金的稳定渠道.埃及高层经济界人士清晰地认识到:建立证券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金融市场运作能力的核心.为了深化经济改革,埃及政府     

2015/2016年上海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5年,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上海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主线,经济运行总体符合预期,创新转型和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效应不断显现.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年,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对奠定未来五年发展基础、增强发展信心至关重要.上海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稳中求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管理好需求侧,全力“抓改革、推创新、促开放、控风险、补短板”,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十九世纪埃及的翻译热潮

19世纪,埃及出现了一股翻译热潮。这股热潮始于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这时的埃及经历了土耳其帝国长期的奴役和法国的殖民统治,政治上极不稳定。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统治,使埃及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     

被低估的盟友:埃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北非—地中海战场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埃及是该战场的关键国家。埃及在战略、政治、军事和经济四个方面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战略方面,埃及担负英国海外军事首都的角色,开罗是盟军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协调中心、补给中心和航空枢纽;在政治方面,埃及率先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秉持坚定的参战立场,营造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支持联合国的筹建;在军事方面,埃及军队参与本土防御,协助英军对抗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保卫苏伊士运河,为50万盟军过境提供便利;在经济方面,埃及在物资、人力、交通运输、财政、科技、医疗等多个方面为盟国提供大力支援。埃及的贡献为盟国取得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埃及战后民族独立、成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基石。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资国企深化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研究

“十四五”时期上海国资国企深化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要以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国资国企资本化混合所有制经济综合改革为主线,以国资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以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突破口和“双百企业”为抓手,进一步促进国有经济提质增效,为努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转型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强高效能治理和满足高品质生活发挥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     

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

全球化在现代化改革、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三个方面对埃及形成挑战.从当前看,加速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行国内经济改革是埃及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根本措施;积极谋求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是埃及迎接全球化挑战必须依靠的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全球化背境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埃及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

天然气合作是埃及与以色列重要的合作领域.2008年埃及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后因埃及政局变动而中止.之后不久,能源匮乏的以色列因勘探突破一跃成为天然气出口国.而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埃及却受制于探采不足、产能下降等问题,出现天然气紧缺的状况.以埃在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角色反转,变为以色列向埃及供气,这使得两国重新调整合作的战略预期.以色列希望通过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提升地区政治地位;埃及则欲借助自产及进口的天然气,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地区能源枢纽,扩展政治影响力.以埃两国实现了天然气生产、货贸的分工协作,并走向欧洲及国际天然气市场.虽然以埃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还面临着地区局势不稳定、商业风险和埃及的反以情绪等挑战,但通过天然气合作,以埃两国加深了经济联系,稳固了政治关系,提升了在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并将对中东地区稳定乃至政治格局变化施加影响.     

新供给经济学实践: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和举措

上海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重点聚焦要素新供给、制度新供给、结构新供给和政策新供给,显著提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能力,进一步激发供给体系的内生活力和竞争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形成有利于供给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制度体系,促进经济高效持续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