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族员”与“公民”: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交互关系。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少数民族成员双重身份认同的形成,蕴藏着民族成员渴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和欲望,这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实现政治系统信息内化,并通过管理民族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建构政治行为能力。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民族自治权与国家公民权的统一,也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保证,是理解民族"族员"与政治"公民"关系的基础。     

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①。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抗争政治中的合作型治理模式研究

抗争政治的本质是利益诉求.控制与调解的方式反而可能会埋下问题隐患、助长抗争升级,而具体改革措施虽能缓解某个领域的抗争,却无法实现更长效的治理.更为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架构就是合作,合作型治理模式仍然需要国家控制力作为坚强后盾,并以合作精神实现国家力量的道德化.抗争政治从"表达""发声"开始,因此能否促进形成有效交流的对话机制成为追求正义、合作治理的关键,但在允许参加对话的人员与话题上需要明确特定的范围.抗争政治涉及诸多非理性因素,"共生共在"的思维则成为推进合作对话的基础.     

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研究谱系:内涵诠释、现实表征与关系构想

以2011-2014年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相关研究文献为对象,在阐释和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归纳出社会化媒体影响政治生态的六大现实表征:话语权的争夺与回归、网络围观的显效与隐患、网络反腐的威力彰显与制度缺失、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与转型、既往执政方式的潜在危机以及政务社交媒体的全面兴起;提出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三大关系构想:政治生态建设为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化媒体从工具性与文化性两方面对政治生态系统发挥作用,以及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以人为本";进而提出了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关系研究的未来方向与研究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表演式抗争:景观、结构与效能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叠合,政治转型与民主发展伴随而来的社 会抗争显著增多,而所谓表演式抗争又是其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作为一种艺术化的政治生活,表演式抗争的 表演性非常突出,它反映了参与者在严肃的政治结构下所作的活泼的政治选择。经过综合性的案例研究可以 发现,这种独特的社会抗争往往是有效的,它表明了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松动与活性发展前景,但其显然还 需进一步的提升,相关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更加制度化的回应。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形态形成的政治社会化分析

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他在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中,就蕴含着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去分析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政治解放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展为拥有个人信仰、追求自由利益的个人的过程;随后的人类解放过程就是国家自行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过程和人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狭隘、自私自利的人性而逐步发展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试论民初政治小说退潮与作家的抗争

民初政治小说退潮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既有外部的政治环境变化 ,小说的商业化压力 ,也有小说家自己改变了晚清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但民初的小说家仍在抗争 ,这就形成了民初小说独特的面貌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身份、边界与超个体——巴里巴尔激进政治理论中的“政治与主体关系”探析

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激进政治的话语、目标与主体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在这其中,巴里巴尔从激进政治话语转换的角度,重述身份话语与激进政治的关系,认为当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族群间的身份冲突。随之产生的两种不平等话语——国族主义与新种族主义放大了主体与边界之间的对立,使边界成为主体抗争的新对象。为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巴里巴尔从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层面,构建了以"超个体"为政治主体形式的"新欧洲"。这一方案既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政治解放与政治主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