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

胡塞尔称自己的哲学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使得当代实在论者将其视为重要批评对象,他们主张,胡塞尔哲学因为其超越论的立场而错失超越本身。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是借助“内在—超越”概念展开的,他区分了两组内在—超越概念,这两组概念通过与两个意识概念的对应,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哥德尔与胡塞尔:观念直观的共识

逻辑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所开创的维也纳传统新方向对哥德尔产生重要的影响.卡尔纳普和哥德尔都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卡尔纳普指出胡塞尔的“本质观视”概念是一种指向“无时间的本质”的经验方式.哥德尔是数学柏拉图主义者,主张不叙述历史.卡尔纳普和哥德尔不同之处在于,卡尔纳普对语言形式化及其结果做唯名论和约定论的理解,将数学与逻辑的公理理解为一种人类智力的发明而非发现.哥德尔指出,胡塞尔现象学观念论为他客观主义立场找到了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两人方法论的共同特征是“直觉逻辑主义”.但是,哥德尔将观念直观“顿悟”的体验视作一种尚未获得、但可以追求的境界,用“精确”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理论追求,并且证明精确的完备性是不可能的.在胡塞尔那里,观念直观是一种对思考对象之本质的领悟,现象学属于意识哲学而非身体哲学,他始终将哲学对真理的观念化的指明称作“严格的”,而且严格的完备性被胡塞尔指明为是可能的.哥德尔哲学上的敏锐性足以引导他发现可证性和真理之间的差异,但还不能够促使他认识到真理的“严格”而不“精确”.     

胡塞尔与布伦塔诺学派

胡塞尔与布伦塔诺的其他学生马尔梯、迈农、霍夫勒、特瓦尔多夫斯基、贝格曼、乌悌茨、克劳斯等人都有思想联系，而且他们在思想倾向、思维风格、立场方法等方面或多或少带有共同的布伦塔诺印记。这也使得人们有理由为他们——包括胡塞尔在内——贴上布伦塔诺学派的标签，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愿意。本文讨论的是胡塞尔与这几位被确定为布伦塔诺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联系。他们都可以被视作“二十世纪哲学的伟大人物”。他们的著述、文章和思想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胡塞尔的影响，同样也或强或弱的影响过胡塞尔。     

论胡塞尔现象学对自在之物的批判

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既有先验观念论的含义,也有超验实在论的含义,两种含义分别代表了康德进行理性批判的不同立场。胡塞尔将这两种立场纳入自然主义态度和现象学态度的对立之中,并主张通过现象学的反思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彻底化,同时消解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超验实在论设定。     

列维纳斯与现象学的实践转向

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观念论或唯心论,具有强烈的理论化倾向.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作为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播者的列维纳斯却批判这种倾向.他先是借助于具有一定实践倾向的海德格尔式存在论来读解胡塞尔的认识论哲学,进而批判胡塞尔哲学的强烈理论化倾向以及海德格尔哲学隐含的理论化倾向,在创造性误读胡塞尔直观理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现象学的实践转向要求.而在政治学和伦理学这两门主要的实践哲学中,列维纳斯主张伦理优先于政治.     

试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克服维特根斯坦的反柏拉图主义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规则同一性的怀疑展示了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胡塞尔在其晚期论文“论几何学的起源”中发展了具有历史生成视域的沉积现象学,通过它可以重新激活数学规律的同一性的意义,并由此对数学对象的柏拉图意义上的存在做出辩护,借此克服维特根斯坦的反柏拉图主义的观点。整个克服的关键在于胡塞尔区分出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说”相似但实质上相对的“流形论”,由流形论可以保证数学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论胡塞尔对康德的感性直观论的挑战和对范畴直观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对康德的感性直观论与胡塞尔的范畴直观论的比较分析，证明胡塞尔企图突破康德的感性直观论的界限而创造出所谓的知性直观，是不成功的。然而胡塞尔的努力也揭示出康德的感性直观的局限性，即康德的知识论只注意知识的可能性而忽视了对知识的多样性的原因的分析。这样，胡塞尔对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不同于胡塞尔的新的范畴直观论，把范畴直观定义为“带有个性色彩的感性直观”，并对这一新的范畴直观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作用和意义作了初步的阐述。     

对意向性存在论/本体论批判的方法论预设——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艾多斯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构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意识的基础上决定了意向性的存在,而对意向性“存在规定”的理解是本体论的缺失,这种观点基于对意向性错误的“客观化”和“主观化”,因此在限定意向性存在模式和意义的反思性方法时,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具有必然缺陷,并无力质询意向(Intentio)所包含的对存在的先验理解.海德格尔认为,纯粹现象学对存在问题忽略的终极历史根源在于希腊人对存在作为实存意义上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不可调和的,而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不能被看作是对柏拉图逻各斯提诺斯洞见的重新发现.但是,海德格尔对于柏拉图的批判预设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对诸艾多斯看法的说明就是柏拉图就这个主题最后的定论,这也就意味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意向性概念的存在论/本体论批判是依赖于希腊本体论限制中的历史优先性的.     

柏拉图与后现代哲学--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在所谓“后现代哲学”中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尼采曾经把他自己的哲学界定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恰恰证明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但实际上柏拉图对这个“发现”早已有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因此,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要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去,以他们已经赢得的东西为基础,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这表明,柏拉图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多少Schein，就有多少Sein”——对现象学“第一条原则”的再考察

米歇尔·亨利首次提出"有多少Schein(显现、假象),就有多少Sein(存在、是)"是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并将其解释为:研究Scheinen(显现)的现象学相对于传统Ontologie(是态学)具有优先性。由而这一原则也被亨利理解为:"只有有多少Schein,才有多少Sein"。然而实质上,亨利在诸多方面误解了这一原则的原初含义,也就使得这一原则所蕴含的丰富的现象学含义迄今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实际上,这一原则是理解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把钥匙。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第一条原则"一直被解释为:"只要有多少Schein,就有多少Sein",它不仅完全没有如亨利所说,与其他现象学原则"回到事情本身"和作为"原则中的原则"的直观相冲突,反而一方面可以纲领性地指导人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真"概念以及现象学直观与还原思想之精髓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理解海德格尔如何借助这一公式,完成了从胡塞尔"一般体验学说"的意识现象学向是态学的现象学的突破。     

论"Idee"的现象学分层

“Idee”概念的丰富性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示,但它的复杂性和易混性即使在胡塞尔那里也未得到一以贯之的课题化说明。通观胡塞尔的主要文本,“Idee”概念有三层含义:观念、理念和新理念。在这三层含义中主要包含两种关系:理念与新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观念与理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先天性、无限性、本质、直观、表述、基础与根据等现象学维度,可以对这两种关系进行深入的辨别和分析。这种辨析将会澄清我们对现象学的晦暗认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象学的思路、边界及其新的可能性。     

论柏拉图理念论的现象学精神

理念论构成柏拉图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全部思想的基础,其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特质以及现象学直观的方法给胡塞尔建立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哲学以重要的启示,构成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始源.     

论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及其影响下的现代柏拉图研究

柏拉图的接受史和诠释史本身是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柏拉图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历代哲学家常常借助对柏拉图的诠释来展开自身的哲学思辨，在这个诠释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对柏拉图的形象重新进行塑造。其中，对现代柏拉图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康德借柏拉图的理念论来阐明自己关于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论主张，并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个观念论视域中的柏拉图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阐发和关于柏拉图作品的文体学与年代学分析，为后世的柏拉图研究确立了经典的解读范式和研究主题。     

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及其历史影响

柏拉图的相论是由本体论与认识论两部分组成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实质上是一种对本质直观的认识论方法,而辩证法则是认识的途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是人类知识可能性与确定性的重要保证,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及康德、黑格尔的认识论都受到相论的影响,而排斥相论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必将导致不可知论。在现代哲学中,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理论实际是对相论的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认识论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影响。     

本质直观视域中的感性与存在--胡塞尔的"直观"理论初论

“直观”概念在胡塞尔思想以及整个现象学运动中都居于中心地位。胡塞尔的直观是本质性的,不仅是朝向本质,而且其本身就是本质性的。所谓从感性直观向范畴直观的扩展只是胡塞尔的叙事逻辑,实际上,起奠基作用的是本质性的直观而不是感觉,而范畴正是自身被给予的。在被胡塞尔称为认识的“启蒙”的此种扩展中,含义的充实、表述和直观的关系以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三个关键环节。重要的是,正是直观打开了胡塞尔后继者存在论的理论地平。     

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

意向性指意识的指向性,它是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现象学的中心概念。包括现象学还原在内的几乎所有现象学基本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意向性概念关联。意向性概念又是从现象学到存在哲学过渡的桥梁。因此,不首先弄清楚意向性概念的含义,就无从接近胡塞尔现象学和全面理解存在哲学。意向性概念是打开胡塞尔现象学这座神密宫殿大门的钥匙,是海德格尔和萨特尔从胡塞尔那里接受的最重要概念。本文试图对胡塞尔意向性概念的含义和它的来龙去脉做一简略而初步的探讨。     

关于胡塞尔语言现象学的几个问题

把现象学的方法引入对语言的研究 ,是胡塞尔语言现象学的最突出的特点。胡塞尔把事物的本质显现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向人的意识的显现。而意向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最大特点。语言与意向性的关系 ,是语言现象学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在此前提下 ,胡塞尔论述了语言在纯粹逻辑学这门关于观念规律和理论的科学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胡塞尔认为语言与意向性关系的具体内容 ,是通过语言与表述、语言与含义以及语言与含义意向、语言与含义充实来具体体现的     

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突破究竟是什么———对海德格尔、德里达和马里翁的回应

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突破究竞是什么,是一个富于争议性的话题。海德格尔、德里达和马里翁从各自的现象学出发,把这一突破分剐解释为范畴直观、含义的自主性和被给予性。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本身出发的。本文将从先验现象学本身出发,指出这一突破是还原的初步提出。还原的突破性作用在于,为先验现象学铺平了道路,并为界定和根本解决先验现象学问题开辟了道路。而且,还原并不是胡塞尔本人的任意构想,它既是纯粹逻辑也是《逻辑研究》反心理主义的任务所必然要求的。《逻辑研究》第一卷所暗舍的还原是胡塞尔诸多还原途径中最早的一条途径。先验现象学的本性要求,其它一切原则都要求还原先行,因而,范畴直观、含义的自主性和被给予性,都要以还原的先行突破为前提。     

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之比较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历史进入了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西方历史都发生了最深刻的转折,以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为代表的各大文明都同时出现了巨大的进步,产生了诸如老子、佛陀、"顼罗亚斯德"、以赛亚、柏拉图等思想巨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这种哲学突破可以通过中、希哲学的突破反映出来。在中国,老子提出了"道",创立了"道论"。在希腊,柏拉图提出了"理念",建构了"理念论"。笔者试着从道与理念的含义、道与理念产生事物的方式、道与理念同事物的不同关系等各方面考察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异同。通过对老子"道论"和柏拉图"理念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轴心时代"的老子和柏拉图,都面临着相同的时代难题,他们构建哲学理论的目标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却是沿着不同的进路来趋进自己的目标的。通过对老子"道论"和柏拉图"理念论"的比较,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出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突破的异同,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精神的巨大差异。     

德国观念论美学中的直观理论

直观是德国观念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展开的各种论述关系到现代美学的合理性、意义及限度等基本问题.康德从批判主义立场把直观限于感性的范围,同时将更高级的直观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从而止步于审美内在价值的原则主张.康德之后的观念论者持续拓展这一论题,并逐渐转向审美、艺术与真理的问题,由此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审美主义思潮.在此过程中,费希特代表从批判观念论到主观观念论的转变,而荷尔德林、诺瓦利斯、F.施勒格尔和谢林则开辟了绝对观念论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方向.谢林的审美直观论把艺术当作真理唯一的、最高的显现方式,把艺术哲学看作整个体系的枢纽,赋予早期德国浪漫派的艺术宗教信念以系统哲学的形式,因此成为后启蒙时代审美主义持续扩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