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新时期乡土文学叙事：从个体历史到家族史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然后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小说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     

陈忠实的寻找和阐释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陈忠实写作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对作家创作《白鹿原》前后的阅读经验和精神轨迹有细致的叙述。阅读经验影响着《白鹿原》的创作,卡彭铁尔的文学成就坚定了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自信,地方志使陈忠实进入民间世界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形态。而在关于《白鹿原》的自我阐释过程中,陈忠实获得更富有历史感的文化自觉,也只有在此种文化自觉中,陈忠实和《白鹿原》的意义才能得到更加充实的理解。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暖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

新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进行了偏离,同时偏离了中国当代以来形成的由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话语,以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所惯用的写实立场;它是又一次后现代式的解构行为,并成为退归于文化边缘的批判话语。中国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白鹿原》、《灵旗》、《红高梁》和《叔叔的故事》等。     

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对村史的叙事

村史文学的发生历史可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从《乡村医生》看卡夫卡文学的叙事艺术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不断碰到的是种种荒谬”,而《乡村医生》正是体现卡夫卡文学这一特质的典范。本文试图从灾难性的叙事结构和符号的隐喻性切入,透视《乡村医生》如何通过艺术的叙事技法,凸现了作品中表现的荒诞主题。分析结果表明,灾难性的叙事有效地再现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非理性;符号的隐喻性从符号的多义性出发．象征性地表现了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

在“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趋势和潮流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了肯定现代性与反对现代性的两种文化思潮和文学叙事。废名的乡土抒情小说即属于后者。他的作品不写乡村及乡村所隐喻的传统中国的衰败、凋零和落后,而极写乡村礼俗社会从自然到人事的美善、和谐、淳朴与情趣,充满所谓“牧歌情调”,与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构成明显不同。这所谓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抨击现代性,但实际上隐含并构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是反现代性文学主题和叙事的独特表达。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上健次是日本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部落民”(贱民)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矛盾、血缘关系等构成了他的文学之根,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建构了现实与虚幻的“路地”文学;在其代表作《千年的愉悦》中,中上健次采用神话与梦境、暴力与性等“边缘化”、“个性化”的叙事伦理,抗衡与消解了历史理性与宏大叙事的传统权威.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当代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嬗变——以《红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报告政府》为样本

监狱叙事虽然没有成为过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存在,考察其叙事伦理的嬗变也有某种学术意义。以六十年代的《红岩》、八十年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新世纪初的《报告政府》为样本的当代监狱叙事,形成了“超我”——“自我”——“本我”的叙事伦理谱系。这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度意识形态化向更为多元的世俗化的演变,也暗合着中国当代文学所折射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从拘束到开放到多元的深刻变迁。     

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叙事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往昔年代的,以家庭颓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这些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它们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在类似对话的情境中完成对历史的叙说,时时让人感觉是一种现时状态中的观照,一种现在对过去的追忆和探寻。本文重点讨论的即是80年代中末期以来的被学界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这一文学现象和文学叙事。本文将这类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史实依据的纯虚构的作品视为并统称为新的历史叙事。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物的出席与潜在话语——阅读《牡丹亭》的另一种方式

当人文研究领域将目光投向物,文学叙事中物的存在就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将物叙事引入戏曲文本,可以实现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物叙事的机理与意象生成逻辑具有相似性,《牡丹亭》中“花”“月”“酒”等客观物象也存在“一物多意”与“一意多物”的意义指归。同时,《牡丹亭》之物是戏曲文本的另一套符号系统,物的显现与缺席、诱惑与幻灭、物的授受是参与戏曲叙事进程的方式,显示出作者的情思,反映出文化积淀的赋义。物在叙事过程中可以脱离脚色的掌控,在语言中作为施事主体出现,比如“酒”反映物的权威,“花”与“月”作句子的主语等,显示出在戏曲文本中物虽然不能脱离脚色语言,但依旧有影响叙事的主动功能。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边城》和《大淖记事》叙事语法的比照解读

以“叙事序列”理论来观照,《边城》与《大淖记事》两个文本,可发现它们都巧妙构设了“老——少”两代乡村儿女的爱情序列,从而形成了文本结构上“前——后”故事场的完整设置;以“叙事循环”理论来观照,可发现《边城》是以悲为主的爱情剧,而《大淖记事》则是以喜为主的爱情剧;以“语义方阵”来观照,它们征显的是婚恋形态上有爱婚姻与无爱婚姻及人性观上自然人性与文化人性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