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水浒传》中侠义与公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

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源头始于南宋话本体公案小说，当时数量很少，仅有《青面兽》、《花和尚》等几篇。明代时白话侠义小说有10多篇，清代时借以清官断案为中心的公案小说、白话侠义小说获得新的结构形式，得以蓬勃发展。     

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和演变

鸦片战争前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描写清官和草泽英雄联手治理国家。反映了广大民众平等观念的增强，和希望振奋国威的爱国情结。本世纪初，侠义公案小说又发生裂变，产生了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对封建政权由依托到鄙弃；由崇尚性理之学到推崇科学，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水浒传》对前代公案小说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尽管公案小说后来被侦探小说取代,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水浒传》在题材方面存在大量的公案故事,客观上,《水浒传》在艺术创作上对前代公案小说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从公案小说艺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探索《水浒传》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这对公案小说发展规律的研究及《水浒传》对后代小说影响方面的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对《水浒传》的背逆

在《水浒传》中的侠客义士身上,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一种反叛与撼动。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中,则是出现了反《水浒》的侠义精神的倾向。本应是游离在统治阶级之外的侠客们被纳入了统治阶层之内,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小说中的侠客义士们忠君色彩大为浓厚,而为民、爱民思想相对淡化。侠客的＂义＂重于生死的观念被＂忠＂高于一切的思想所代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是清政府针对时局采取的政策与手段对小说的影响,也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某些愿望;另一方面也是侠义公案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本身所带来的。     

19世纪章回小说的地域差异及其思想内涵

19世纪章回小说蕴含着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地域文化因素。其一，就小说创作题材来说，北方章回小说类型的主要代表是儿女英雄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南方则多为狭邪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其二，在章回小说的地域差异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思想内涵，诠释着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发展轨迹。其三，19世纪中后期，章回小说有南北合流的趋势。     

《施公案》的思想倾向

《施公案》首开公案与侠义小说的合流，阉割了侠义小说的反抗精神，它的产生是适应清代统治阶级对待人民武装斗争的剿抚兼用政策的需要。小说叙写数十案件，除少数涉及官场腐败。陋习和民事纠纷外，主要描述黄天霸等一批“绿林好汉”归降投靠清官施仕伦，协助官府收买爪牙，镇压料桶反抗清王朝的“盗贼”，以显示统治阶级至恩浩荡，威力无边。为达到一目的，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化叛徒，丑化草莽英雄。小说主角之一的旅任伦，清代历史上实有其人，其父兄均是以剿灭友清义军起家而获高位的，而他本人则正是身负着割、抚运河一带抗清武装力量的使命而出任治运总督的。     

唐代侠义小说简论

对唐代侠义小说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论述,分析了唐代侠义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发展变化,论证了侠客派、剑仙派的不同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具有明显的开拓意义。     

同一起点，不同路向：中日侦探小说发展路径比较

中日两国侦探小说的产生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但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的侦探小时发展迅速,社会推理小说成为世界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三次高峰,而中国侦探小说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流派。中日侦探小说艺术成就悬殊,与两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水平不同、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律观念的普及程度不同,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等因素有关。中国侦探小说要向前发展,一要走本土化创作之路,二要不断丰富小说的社会内涵,三要创作多层次的小说,以满足不同层次社会读者的审美趣味。     

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

自宋至清,每个朝代都有相当数量的岳飞题材文学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前后承袭借鉴之处,同时又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宋是岳飞故事虚构之始,岳飞题材元杂剧表现出公案化的特征,明代前期的岳飞题材传奇大力提倡忠孝思想,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岳飞题材小说戏曲则表现出崇实翼史和虚实相半两种倾向。     

简论侦探小说中文学手段的运用

在侦探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众多作品中,《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堪称传统文学经典与通俗文学相结合的典范。阿加莎在这部作品中利用丰富的比喻、大量的细节仿效等文学手段,巧妙地将侦探小说与经典神话联系在一起,为读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现代的大力神。     

论埃德加·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创作

埃德加·爱伦·坡是公认的世界侦探小说鼻祖。本文探讨了坡创作侦探小说的历程 ,所设计的侦探小说的套路 ,所塑造的侦探英雄杜邦形象以及它们对后世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     

文学的魔术师——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

克里斯蒂开创了古典式侦探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独特叙事模式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故事情节中一直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可谓悬念迭起。二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实话·秘话·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

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其大致有"案件聚焦"、"八卦名人"、"服务时局"和"博物探险"四种类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但是这种妥协和迎合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与其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不合作同时运作下,这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姐妹型故事与女性的道德教育

姐妹型故事大多交融于"蛇郎"、"神蛙"型故事中,是民间故事中围绕女性间矛盾纠葛、揭示女性道德品行的故事类型,承担着对女性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     

回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类型探析

回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是回族民间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有长工与地主的故事、女性机智人物的故事、智断官司的故事等类型。用类型分析法对其进行归类分析,可概知回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并有助于理解回族人的智慧审美。     

澎湖民间故事中的艰困意识

民间故事作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的体现其集体意识的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传统性,它的内容往往因为流传地自然环境或人文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适度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澎湖民间故事体现的是澎湖早期居民对食物缺乏的反映。民间信仰显现的艰苦情境、男性婚配之难和女性婚后生活之苦以及其“小地方出大人物”的心理期盼的艰困意识,也表达了当时人突破困境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艰困意识发挥着提醒澎湖人不忘本,对未来充满期望,努力创造新生活的非凡影响力的作用。     

论"二拍"中的商贾题材小说

"二拍"中的商贾小说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给人们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表现了许多突破传统的新观念;表现了商品交换的繁荣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新变化;表现了商品交换催发的人性中的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形象地总结了商人们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