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集斯案与清朝统治回部初期的伯克政治

清朝统治回部初期,在各城回众之中,仍残留着视阿奇木伯克为“主”乃至自守一方的旧有观念,霍集斯拒纳朝廷贡赋及额敏和卓父子、鄂对等军功伯克争夺阿奇木之位即由此产生。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运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先是将霍集斯等回部望族迁往京城,后又对回部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与属众的“主—仆”名分予以限制,提出“中外一家,惟知共主”,“皇帝之外,再无诺颜”的统治观念,废除伯克世袭,进而根除了地方割据势力,抑制了分离倾向,使中央军政力量得以深入回部各地。     

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

"世袭政治"是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亚洲民主国家日本缘何出现这种"政治返祖"现象?仅以政治方面的选举制度或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利权关系难以说明,实际上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虽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理念、身份等级意识和恩情主义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本质——选举"上,表现为政治家们将代表民意的公职——国会议员作为"私有物"变成世袭传承的对象,表现为选民对世袭政治和等级序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亦表现为义理与人情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     

废除伯克制度与新疆建省

伯克制度是我国维吾尔族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历史上的一种官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因俗而治,在维吾尔族地区继续沿用伯克制发,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成为清朝政府地方官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政府通过们克制改革,限制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了维吾尔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维吾尔族地区农奴制的社会性质,更没有解决广大劳动人民与伯克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没有彻     

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

战后6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开始凸显的世袭现象,冷战后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大国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居然变成了一个世袭大国。原因固然有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但必须说当代的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及经济利益是其决定性的要因。表面看似有些积极因素的世袭政治,实则有违平等理念,扭曲了民主精神,阻碍了人才选拔的渠道,诱发了政治腐败,不利于有效决策,无形中侵蚀了日本民主的基础。在政权交替竞争中成为焦点的世袭问题,仍停留在敲敲警钟的程度,距离立法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不可能根本上消除。现今只能是通过内部引入选拔机制,外部完善政党间的竞争,逐步充实以能力本位、政策本位为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     

论“郑伯克段于鄢”在《左传》中的作用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86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的开篇之所以选"郑伯克段于鄢",除"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刚好发生在隐公元年之外,还有一主要原因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左传>中起"开宗明义"的作用.     

明清时期河州地区藏族政教世家韩氏

明初韩端月坚藏和韩哈麻兄弟分别以寺院僧首和部落头人的身份归附明朝,分获世袭僧职和世袭土官,领僧治民,直到清代。然而,由明入清,伴随着大量回汉佃户进入韩氏辖区,呈现民族杂居局面,从而对韩氏权力起到了稀释作用;同时,韩氏由卫所土官转为州县系统土司,世袭僧职亦被取消,而所领部落则由"纳马番族"变为更具国家编户色彩的"纳粮番族","国家"的"在场"感日益凸显,韩氏土司权威亦逐渐弱化。     

西北土司流变考

"土司"一词自明朝出现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外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拓展.民国政治制度的更化,冲击着西北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得旧有的札萨克制、盟旗制和寺院制度越来越模糊着与土司制度的界限,最终融入到民国西北地区的"土司"之中.     

环境问题的民法应对:民法的"绿化"

民法所固有的弹性为民法的"绿化"提供了路径,同时其不变的秉性使得民法的"绿化"不可能走得太远,只能在民法的已有框架内进行.重新解读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公序良俗原则,重构所有权的内容,改造旧有的环境侵权责任理论,扩张合同的附随义务,建立环境合同制度、环境物权制度和生态型环境侵权制度,这已成为民法"绿化"的必由之路.     

清代回疆公共事务中伯克报效及其问题

本文依据满汉文档案,考察了伯克报效的途径及方式,探讨了伯克报效的动因及伯克报效与伯克们对下层民众的勒索摊派等问题,从回疆地方公共事务运转的层面上,审视了清朝治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等表明,西汉已建立系统的继承法。继承方式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内容既有身份继承也有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二十级爵位和一般户主的身份在内,二十级爵位除彻侯和关内侯的爵位世袭罔替之外,其余均降级不均等继承;一般意义的财产继承原则是诸子均分。继承人及继承顺序按血缘亲等确定而兼顾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未婚女子有一定的继承权。西汉的继承制度对爵位降级继承的规定,使军功地主的后代逐渐失去爵位;他们由于大量继承财产和凭借父祖的政治权势,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司特权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尘埃落定》之解读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之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子”儿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傻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这个土司世界的奇异和奥秘,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了土司制度下人性的丑恶、宗教的虚伪以及命运所赋予人们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刻画了那个靠近东方的藏族部落的末代土司及其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土司制度下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异化。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康德“崇高”范畴解读

对康德而言,崇高意指人同无形式的自然表象进行较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超越的生命形式,其最终在人就是创造的最后目的的意味上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人类的天性中为崇高寻找先验的原理,这是康德在西方崇高学说史上独树一帜的魅力所在。可以说,这一运思智慧与康德所建构的先验哲学的根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不仅使康德对崇高与优美的异同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分辨,而且最终把康德与曾经影响过他的经验主义美学家柏克区分开来。     

论科举制度舞弊与防治的本质及现实启示——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视角

科举制度从创制起就充满了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如果对这一斗争千余年的演化做一个简单的历时性梳理,并以共时特征为视角挖掘其中的历史性和遗传性制约因素,可探究其本质并从其现实性、变异性中获取现代考试制度防治舞弊的重要现实启示.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