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及其治理研究

河南省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中,互联网信息传播及治理是危机处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政府危机公关成败的关键。从研究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现状入手,结合传统马克思新闻理论与西方传播、媒介理论,建构了符合河南省网络舆情的传播框架,并以目前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体系为基础,提出了充分体现政府主导性、媒体客观性、公众理性参与性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三方互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

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并降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提取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7个指标,通过对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人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核心条件,信息本身蕴含的危害级别对舆情影响力生成并不敏感;存在3种驱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类型。通过挖掘舆情影响力演进特性,建构四条风险规避对策,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和舆情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网络舆情异质种群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及消解机制

网络舆情异质种群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判断和选择有重要影响，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过程的“间谍”。异质种群通过融入网络环境、策划舆情事件、控制舆情传播，在舆情信息传播的源头、过程和反馈三个阶段，对政府、学校和官媒等进行抹黑、构陷，误导大学生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消除异质种群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从舆情信息生产、传播和结果三个维度构建起源头管控机制、过程监督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     

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

谣言对公共冲突的爆发、扩散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包括导致认知偏差、激发负面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强化群体性思维.信息"饥渴"与有效信忠供给不足是谣言传播的最主要条件.信息需求增加与供给相对不足,以及谣言传播手段的电子化,使得谣言防控面临极大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明确防控谣言,但并不是压制谣言,而是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主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于疫情防控等健康相关的信息密切关注,在此期间谣言的大肆传播对疫情的防控、社会秩序的管理、公众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的形象和声誉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对疫情期间主要社交网络平台上谣言的出现、生成偏好、个体功能以及危害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疫情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治理谣言的对策和现状的梳理,有利于对疫情期间的谣言进行治理。     

本期导读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刊迅速作出反应,围绕“疫情防控与治理能力提升”主题组织稿件,本期推出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法学、传播学、管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重大疫情的信息传播、科学防治、公益慈善领域应急治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效果研究——以墨西哥政府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为例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政府应当做好信息公开。新闻发布会是政府向媒体和民众公开信息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工具,运用得当能够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指导民众与政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形成合力,甚至能变危为机。通过对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召开的每日疫情情况报告新闻发布会进行研究和评估,可以看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新闻发布会应当做到及时主动、真实详尽,并适当体现人文关怀。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网络舆情传播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广泛应用,网络舆情事件的不断出现对政府的网络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元胞自动机的同质性、时空局部性和并行性符合网络舆情传播的特点,同时也能形象地表示出网络舆情的传播运作规律,所以可以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来模拟表达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只有信息传播者的影响力系数足够大,其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舆情走向。同时,信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信息接收者自身的受影响系数。     

论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

网络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人们讨论和传播公共事件的重要平台。为了保护正常的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法律应当对传播不实言论的网络谣言现象予以治理。从加强网络谣言治理效果的角度看,应当完善相关法制,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立法,从严责罚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相关主体。同时,治理网络谣言应当从根本着手,要切实消除滋生谣言的社会条件,给普通网民提供甄别一般网络信息与不实网络言论的标准。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基于SIR模型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的"信息疫情"风险和防治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信息疫情"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信息疫情"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不仅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给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一是导致有害信息"病毒式传播",放大社会恐慌情绪;二是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挤占公众理性对话空间;三是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加剧信任赤字风险;四是媒介体系变革诱发"熵增"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失范状态.为此,要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舆论引导、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快构建"四位一体"的"信息疫情"防治体系,在有效提升"信息疫情"防治的响应速度和效果的同时,不断增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持续推进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患者隐私权保护机制探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社会恐慌、焦虑会使公众对于知情权的渴求进一步增大。如何在保障特殊时期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维护好患者隐私权从而稳定社会情绪，守护法治社会之基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依法应“急”，依法防控，在维护社会公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每一位患者人格隐私之利益，才能驭法治之利器克时局之多艰。     

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的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必须努力把握其形成机理及其传导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信息透明原则，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加快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媒体应该自觉承担清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从而构建起应对网络谣言的长效机制。     

主流媒体在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机制探究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负面新闻引发的个案极易导致网民愤怒、焦虑的情绪蔓延,声讨、对抗性意见滋生,从而形成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人民日报》、财新网、澎湃新闻三大媒体的微博文本,探究主流媒体应对社会负面新闻话语生产的核心思想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面临网络三重话语主体的挑战,基于社会身份和行动逻辑于博弈中回应鲜明立场,框定核心问题,击破质疑和谣言,对话官方与民众。其话语生产逻辑是以官方话语为基础的“正音”,以法治精神为主题的框定,以“立行”为宗旨的国家形象建构,以协商“共意”为框架的媒介治理。同时,在话语呈现中应把握发声时机的隐喻,警惕单一身份夸大的风险衍化议题,防止共情泛化,从制度、责任和文化内核中凸显共同体意识。     

电视新闻传播参与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新闻1+1》疫情报道为例

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中,电视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央视《新闻1+1》作为传播观点和思想的权威新闻言论节目,快速反应、独家采访、理性解读,协同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进程中实现议题共振、议题衍化,发挥了主流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传播中一锤定音、引领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疫情期间《新闻1+1》107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以斯蒂文·芬克的危机传播四阶段为框架,分析《新闻1+1》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达成的危机协同治理功效与舆论引导力度把控,同时发现节目在危机预警、监督议程向度等层面的不足,建议完善媒体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宏大视野、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形成媒体参与政府危机协同治理的最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