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由于作家们世界观的差异、审美倾向以及创作个性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乡土写实小说和乡土抒情小说,并在对乡土文化的审视上表现出“批判”和“弘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1930年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方式及审美价值追求

1930年代,废名、沈从文、芦焚、萧红等创作的乡土小说,以完全不同于1920年代的写实和批判为主的乡土小说自立于中国现代文坛。1930年代的乡土小说有着独特的叙事方式,常常采用童年视角观照乡土世界,表达对民族童年时代的眷恋;用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弥补现实焦虑和情感失衡的缺憾;散文化的笔调使小说叙事节奏舒缓平和,也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追求。     

五四乡土小说创作简论

五四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过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2 0世纪 30年代出现在文坛后尤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独树一帜     

论哈代和福克纳小说的乡土意识

哈代和福克纳都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巨匠,他们饱蘸着一腔热情,建构了“威塞克斯小说”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作家所处的年代里,他们的家乡正经历着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乡土文化正承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这使作家陷入了文化和生存的困境之中,他们祈盼着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回归,在作品中渗透着浓重的乡土意识。     

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他把自然作为最高的价值,其诗中的自然是地方性经验的凝结,他的自然观来源于地方性经验的熏陶与培育。地方性经验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自然诗性气质,同时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形态。李少君诗歌的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为当下乡土诗的类型化写作提供有益的镜鉴,还可以藉此反思一些深层次的诗学问题。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形态

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繁盛，源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土地、乡村、故园的精神血缘，源于他们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归的不同精神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现代作家不同的乡恋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主题形态。而“整合”——西方近现代艺术精神，同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成为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基本特征     

论《边城》的意境美

乡土作家沈从文,在他所有的以湘西边陲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最能赢得读者喜爱的,是那篇在艺术上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媲美的《边城》。由于作者“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①意图对湘西村镇、码头的“人事哀乐,景物印象,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效果”。②所以他把诗的意境移进小说里,用散文的笔法去写小说;用亲切、素淡而又优美的语言编织充满湘西地方色彩的美     

道德的焦虑--刘玉栋和他的小说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 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 ——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心灵的创痛与伤逝--论刘玉栋的乡土世界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苦难背后的温暖--刘玉栋小说论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地方性书写的困境与可能--以王跃文《漫水》的空间叙事为视角

地方性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书写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以地方经验来反抗单一化的民族国家叙事。这种叙事的维系有赖于相对完整的乡土经验,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卷入一种全球化语境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性书写日益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依托。《漫水》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它的那种淡化历史意识的“诗意化”书写方式在今天很难具有可持续性。文学需要在历史与想象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有真正的虚构能力,也要有足够的历史意识。在诗歌与历史的对话中,地方性书写仍然是可能的。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论童年经验对苏童小说创作的影响

年轻作家苏童的小说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苏童生于江南古城苏州,有着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祖辈生活过的扬中有着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在体弱多病的日子里积聚了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受力,这一切都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其形成“说故事”的创作风格,并以多种方式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他的童年经验对其“红粉系列”、“枫杨树系列”、“香椿树街系列”以及“宫廷系列”等四类小说影响深远。     

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简论

“五四”到建国前这一时期是乡土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主要作家及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综述．展示从20年代到4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不断更新视角．“乡土”成为具有更多重要意义的承载体，在主题上由文化批判到社会政治批判和到社会革命，全方位、多层次地再现了乡土生活。中国社会的一切思想和价值判断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体现，乡土成为作家展示现实中国本相与内核的必经之路．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现实生活并以文学不断探索人生和社会问题。     

沈从文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学的移用

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展开的时代语境下,民间文学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价值也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们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并在他们的创作中运用民间文学,沈从文也不例外。"筸人谣曲""劳动号子""小调"这三种形式的民间文学在沈从文乡的土小说中体现最为鲜明,沈从文众多文本中都对它们进行了移用,使得其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增添文本表现的地方性色彩还是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两个向度上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进而鲜明地服务于其乡土小说写作的美学意蕴,体现出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不可忽视的深厚关系。     

文学陕军的乡土中国梦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当代陕西文学一方面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以其鲜明的乡土经验自觉参与到中国梦的建构当中,其所建构的可以称之为文学陕军的"乡土中国梦".它的内涵生成和文学品质的确立都源自"乡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乡土家国梦"、"乡土创业梦"到"乡土现代梦",陕西作家以他们的地方经验讲述了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梦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