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因素: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政策因素研究作为政策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政策过程本质上是政策因素互动的结果,因而可以为当前陷入白热化的政策过程主流理论的替代研究找到一条新路;另一方面,也可据此突破传统政策分析实证方法的单一维度,达到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走出主流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政治系统分析为路径的研究传统,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关系假设支撑政策因素研究,可以发现主体、认识、利益、权力、规则、环境等六大政策因素,由此也可望将政策科学的研究带入到一种动态化的、整体化的、现实化的新天地.     

政策模型若干问题研究

政策模型演进的基本路径是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行为决策理论.由决策的理想设计到现实描述,再追踪到决策误差的心理学解释,表明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最终方向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状况,这也同时表明行为学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政策模型的演变,循着单一目标模型到多目标模型的发展,由研究确定状况下的决策行为到不确定性状况下决策行为的转变,反映了政策环境向后现代转变的社会状况,也体现出管理智慧的变化.     

政策过程阶段论

政策过程阶段论是目前国内的政策科学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政策过程理论，也是在西方政策科学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居主流地位的理论模型。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模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替代性的政策过程理论。本文在介绍政策过程阶段的提出与发展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理论模型对政策科学发展的贡献，并介绍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及其回应。     

现代写作理论动态研究的基本点——中介

写作理论研究正出现新的转机,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发展的未来方向日趋明朗。一是由静态的文章本体研究转向动态的主体行为的研究,一是由对写作活动的结果研究转向对写作过程的动态考察,而且,后一种趋势由于受现代科学理论和新学科的强大影响,已由片断的、阶段的写作行为考察,走向系统的写作过程的动态研究,并试图建立完整的写作动态研究的科学体系。这使写作理论由静态的、封闭的状态走向动态的、开阔的新领域,从而步入现代科学总体发展的新格局中。     

地方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习型政策变迁 ——基于渐进和强制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对社会政策替代过程的新解释

政策终结是政策循环中新旧政策更替的承前启后的环节.无论是政策的研究者还是实际操作者都知道政策终结并不是一件易事.政策终结有多种形式,现实中较为常见的是政策替代,但其过程同样不易.既有的政策终结与政策替代方面的研究既不够丰厚,也存在某些缺陷.传统的政策阶段论模式因过于强调理性,因而用来分析政策替代时解释力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又基于机会论的考虑,将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模式运用于政策终结研究,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因缺乏对适用条件、影响变量等方面的考虑,终究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回归并重新解读多源流分析框架,从渐进主义逻辑和非理性因素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以上两种解释模式存在的弊端.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论阿尔都塞的哲学转向及其理论效应

阿尔都塞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被人们长期所忽视了的哲学转向问题,这一哲学转向不仅把阿尔都塞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理论上异质的阶段,即导致了他的理论范式即方法论、问题域和理论视角等方面的彻底转变.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一哲学转向,使得阿尔都塞彻底地放弃了前期思想中的理论主义倾向,而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哲学倾向,并最终找到一条科学探索哲学奥秘的可能路径.     

生活史视角下的职业发展研究

生活史,是指个体对于生存环境的一系列互动和行为过程,是个体生命体验和生命过程的表征.职业发展是一个系列的过程,它是个体一生中的职业发展进程,传统的职业发展理论试图建立一种没有误差的理性决策模式,而代表职业发展理论前沿的整合理论和混沌理论则强调回归生活本身,迈向一种情境、情感、介入和互动的新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生活史研究作为一种“对现实的表现的重点是被研究者的经历,并解释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方法,可以为职业发展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活力,更可以为个体职业发展提供反思和改进的工具.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欧盟政策研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欧盟已经发展成为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的统一体。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政策网络模型在解释欧盟政策过程时各有其合理性,但也都存在着不足之处,把二者结合起来,构建出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用于欧盟的政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欧盟的政策过程,也为欧盟政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关系

文章分别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内容、有效性及存在理由.从实施依据、目标、主客体、手段、调节对象、调节特征等方面比较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微观经济规制政策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互补性,有互动关系,互为基础.     

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

企业合并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日本仅用20多年的时间便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借鉴的。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日本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最后是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我国货币政策的现实选择

随着各界对我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的共识 ,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成了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货币供应扩张传导途径的研究 ,作者认为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微观环境。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应当着眼于培育和完善各种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 ,同时创造条件使商业银行具有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企图通过简单的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 ,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都是不可行的。一、货币供应扩张的几种传导途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表明 ,在市场经济国家 ,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播的 ,…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中的政策空间

凡是存在公共政策的地方,就存在着政策空间和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互动是本文阐述的中心。本文认为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参与其中,通过“溢出效应”等逐步渗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则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指导下,经过不同的政策价值层面由政策空间的渐进拓展来完成的。     

基本国策的特定含义与政策判定

基本国策是我国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策形态，其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某项普通政策的特殊定位。基本国策有其特定含义，既不宜简称为“国策”，也不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的简称。基本国策的判定可以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标准，前者主要回答我国已经形成多少项基本国策；后者则主要探讨这些既定基本国策是否合理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一项普通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根据实然标准，可以判定我国已经形成六项基本国策，但对于应然标准的研究则需进一步深化。     

基于政策链范式的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研究

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济模式的低碳化转型需要构建适度适宜的政策体系.从政策链角度反思我国现行低碳经济政策的不足并提出政策链优化建议,不仅能够为我国"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提供政策支撑,而且研究政策链范式本身也是对我国政策科学理论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