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均值回复的非线性STAR模型

多数研究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汇率偏离均值回复呈现非线性特征。基于非线性时间序列STAR模型对人民币、港币、日元以及英镑四种汇率进行建模，发现四种汇率均呈现均值回复，并且通过检验发现，除人民币外其他三种货币汇率服从对称制度的ESTAR模型，因此有管理的浮动制人民币汇率的动态行为的确有别于浮动汇率，并对人民币浮动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体制转换特征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转换是影响人民币汇率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体制状态的转换过程及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的体制状态概率的变化很好地反映了人民币汇率体制状态的转换特征,在不同的体制状态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回报的均值和方差明显存在不同的状态.     

购买力平价的Johansen协整检验与非线性特征研究

为了研究购买力平价在我国的适应性问题,文章运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名义汇率与中美物价指数之间的多变量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构建了非线性阀值自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无法得到充分支持,购买力平价还不能很好地解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规律,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LSTAR框架下一类针对单位根原假设的F检验

在LSTAR框架下构建了检验单位根原假设的F类型统计量,并推导了其极限分布。相较于之前学者的研究,对LSTAR模型线性系数和位置参数的约束得以放松,因此更具有普适性;有限样本下的仿真模拟表明,相比较ADF统计量以及刘雪燕等(2008)提出的t统计量,F统计量在LSTAR框架下具有更大的检验势。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PPP检验进一步印证了F检验在相关应用研究中的适用性和优越性。     

具有不同转换机制的非线性模型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几年来,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其中的STAR模型能很好的描述很多经济变量的运行轨迹。本文正是对于STAR模型中转换函数的不同函数形式形成的模型进行讨论,除了常见的LSTAR和ESTAR模型外,本文还提出了令转换函数为三角函数的的TSTAR模型,并且对于这三种STAR模型的检验和模型的选择作了一些探讨。     

PPP在中国的再检验 —基于ESTAR和ARB-STR模型

 本文基于人民币兑美元1994年4月以来的实际汇率月度数据，运用包含二次多项式时间趋势作为B-S效应代理变量的ESTAR模型和ARB-STR模型，研究PPP向其长期均衡调整的非线性均值回复特征。模型中的B-S效应表明实际均衡汇率在1994至2000年间持续贬值而在2001年后持续升值，并且这种升值趋势在近期已经趋缓。脉冲响应分析显示，冲击越大实际汇率的均值回复速度越快，实际汇率对正负向冲击的调整行为具有非对称性，人民币被低估时的均值回复速度要比被高估时更快；另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同和央行的频繁干预，致使外部冲击对DY实际汇率的影响效应更加持久，因而其半生命周期较长。最后，我们简要的阐述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STAR模型中退势单位根检验的小样本性质研究

 Kapetanios et al. (2003)和刘雪燕(2008)提出了ESTAR和LSTAR模型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本文将时间序列退势的OLS和GLS方法与他们提出的单位根检验方法结合，通过蒙特卡洛试验发现，在STAR模型中，对时间序列退势能不同程度的改善单位根检验的功效。若时间序列只存在非零均值，ESTAR模型中OLS退势存在优势；LSTAR模型，样本容量较小时（T<=50），OLS退势的优势较明显，样本容量较大（T>100）时，GLS退势具有了微弱的优势。若序列存在非零的均值和趋势，且样本容量较小时，LSTAR模型中GLS退势的优势较明显，ESTAR模型中OLS退势的优势较明显；样本容量较大时，LSTAR模型中二者功效都很高，ESTAR模型中GLS退势的优势较明显。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购买力平价假说检验——基于中美1994-2009年间月度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4—2009年间中美两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月度数据,并结合ADF单位根检验、Engel-Granger两步法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购买力平价与人民币名义汇率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单变量模型和两变量模型下相对购买力平价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不具有解释力,而且三变量模型下国内外消费价格指数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也不具有解释力。此外,还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失效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基于STAR模型的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研究

文章采用平滑转移自回归(STAR)模型来揭示中国实际汇率的动态行为,对其进行分析和预测,检验结果表明,以logistic函数作为过渡函数的STAR模型能很好地描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行为,中国实际汇率走势是非线性的并体现了非对称性.基于此模型得出的汇率预测显示,2009年人民币汇率将基本保持稳定,会出现小幅贬值,波动区间为6.79-6.96.     

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传导协同机制研究

采用结构突变、VAR模型体系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计量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利率和汇率的数据生成过程和内生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自身生成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没有形成根本性结构变化;汇率和利率的波动贡献主要根源是其自身,相互间影响不大;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虽没有出现结构变化,但都发生了区制转换;利率转换的次数和频率高于人民币汇率的转换次数和频率,利率和汇率市场的内生传导机制缺乏有效性。     

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传递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

文章利用1995年1月至2013年7月的月度数据针对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平滑转移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是非对称的,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是滞后的.在不同的转换变量下,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不同,汇率的波动性对传递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最后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的转换速度最快,其次是汇率的波动性,最后是产出缺口.     

STAR非线性平稳性检验中误设定的伪检验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蒙特卡洛仿真模拟,研究平稳性检验中选用的统计量与数据生成过程不一致时,非线性ESTAR、LSTAR与线性DF检验法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表明,二阶LSTAR与ESTAR模型可用相同的检验方法,但前者的非线性特征更强.当数据生成过程为线性AR,或非线性ESTAR、二阶LSTAR模型时,使用DF或ESTAR检验法可得出大致正确的结论,但LSTAR检验法完全失败.数据生成过程的非线性特征越强,ESTAR较DF检验方法的功效增益越高;线性特征越强,DF的功效增益越高.当转移函数F(θ,c,zt)中θ较大导致一阶泰勒近似误差较大或c非0时,标准ESTAR与LSTAR非线性检验法失去应用条件.θ较大或c偏离0较远时,数据生成过程中线性成分增强,用线性DF检验可获得更好的检验结果.     

LSTAR-GARCH模型的单位根检验

LSTAR模型的单位根检验往往易忽视其条件方差的时变性,实际上,对许多经济变量尤其是金融变量建立LSTAR模型后,经常发现其条件方差存在GARCH效应。针对LSTAR-GARCH模型的平稳性检验,本文构建了检验统计量tNG,之后在极大似然估计的基础上,推导出tNG的渐近分布,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得到该统计量的渐近临界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tNG检验的检验功效。在与刘雪燕和张晓峒(2009)提出的tNL检验、Ling等(2003)提出的tLG检验以及DF单位根检验进行比较后,发现tNG检验具备明显优势。     

人民币远期市场套期保值绩效的实证研究

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波动性显著放大,各经济主体运用人民币远期产品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增加.文章运用协整检验、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交易比较活跃的1月期、3月期的人民币远期产品(NDF和FWD)和即期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套期保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危机前后,境内远期结售汇(FWD)套期保值绩效均优于离岸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     

中美汇率非线性波动特征及预测

文章选取1994年1月至2011年2月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STAR模型,分析了中美汇率的非线性特征,通过检验发现ESTAR模型能较好拟合汇率增量序列;其次对ESTAR-ARCH类三种组合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ESTAR-GARCH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汇率变化的趋势,说明汇率增量既具有对称的非线性特征,也存在波动的群集效应;最后基于ESTAR-GARCH(1,1)模型对近两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进行预测,预测精度很高,说明所建模型非常合理,并且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十个月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人民币汇率真的被低估了吗？

本文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和结构突变协整方法,针对2000.01－2008.12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失调程度进行了重新估计。发现样本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确实发生了两次结构突变,突变时点分别为2002年12月和2007年4月。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数据生成过程为均值突变单位根过程,这意味着2005年7月汇改对汇率数据生成过程确实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其结果是使得汇率均值无法回复到突变前的水平,此外,样本期内汇率仍各发生了两次明显的低估和高估,但其失调程度却并未像一些未考虑结构突变的研究得到的那么严重。而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则是,升值性汇改政策的实施,不仅基本扭转了汇率长期处于低估的局面,还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估(截至2008年底,约高估10%)。这与胡春田(2009) 、刘玉贵（2009）等最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当的一致,故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时期以来的（汇改后近年来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低估,更不存在欧、美等国最近以来一直所指责的被严重低估。     

基于EWMA组合模型的人民币汇率的动态预测

文章提出指数加权移动平均(EWMA)组合模型克服了传统组合方法没有考虑时序数据间时隔远近而相互影响不同的动态关联缺陷.对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EWMA组合模型比被组合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和均值回复(Mean Reversion)模型有更好的预测精度,能够更加逼真把握金融时序的未来走势.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分析

文章旨在已有研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实际情况构造一个适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模型.并利用GARCH模型对汇率的变动剧烈度进行估计,选取11个国家12年的数据作为基本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单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的效应,最后实证分析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影响.     

基于非对称ARDL模型的汇率传递计量研究

文章以加成模型为理论框架构建非对称ARDL模型,以1991-2013年为区间,通过边限协整t检验、F检验及Wald检验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在长、短期内都有显著的非对称性;本币贬值对消费者价格上升的影响大于同等程度升值对价格下降的影响;对称ARDL与非对称ARDL中的汇率与消费者价格均有协整关系,但前者忽略了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高估了汇率传递,使建立在对称ARDL基础上的通货膨胀预测存在严重偏误,影响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     

人民币汇率与地区差距 ——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国内地区差距产生影响的两种传导机制，即对外商品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两种渠道。为检验此结论，将全国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计算Theil系数得到地区差距的指标体系；再结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利用滞后阶数扩展VAR模型(LA-VAR)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人民币汇率对国内地区差距具有显著格兰杰影响，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还进一步揭示了影响的方向。这说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地区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基于Grauwe(2003)的研究：人民币版图内的货币体系运行具有较高的净成本。在此现状下急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缺乏稳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