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传承与超越--严复自由观理论意义探微

为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以及中国的日益衰亡,严复以其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中华民族的际遇作出了相当独特的反应和回答,他认为西强中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之有无.因此,为救亡图存他在中国大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思想,并肯定其内在价值.但同时他又冷静地提醒国人,自由思想可能带来的流弊,因此,在大力鼓吹自由之时,又着力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的获得与国民素质的关系,进而,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与公民个体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对当时思想界的除旧布新、文化重建,贡献至巨.因此,充分理解和阐释严复的自由观,就成为我们追溯他所处时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同时深入分析和探讨严复的自由观,对于理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识起源,也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梁启超教育思想论略

本文着重探讨梁启超教育思想，旨在揭示梁启超的教育主张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列称为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但是他与康有为又有所不同。在梁启超的主导思想里一直存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改造国民性，“新民是今日中国的第一急务”②，亦即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中国才能发达强盛。因此，梁启超倾其毕生精力为之“维新吾民”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就成为他救国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在说来，无论问政、述学，也无论治事、…     

浅谈明治宪法与日本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后,伴随资本本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在日本出现了一批宣传“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其中包括以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者和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并在民主自由思想传播的基础上,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以1874年的爱国公党提出的《民选议院建议书》为发端,到1887年的“大团结运动”止,前后持续了14年之久。     

埃德蒙·柏克的自由思想探析

埃德蒙·柏克是18世纪下半期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多以自由事业捍卫者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但在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柏克却成为大革命最为坚定的反对者,他由此被称为"西方保守主义鼻祖"。柏克自由思想的定位及其与保守主义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柏克生活的时代背景把握其自由思想的特质,并审视其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忧患意识,对我们全面认知和正确评价柏克自由思想的特色及其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涵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于近代思想史多有论述,但不以“思想史”命名。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思想史著作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而比较早以“思想史”命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则是郭湛波的《近五十     

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行,才能理解他的“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缓行,是想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当时“资本主义”遭受国人贬斥,而自己也对之并不认同的情况下,梁启超当然知道“截断众流”后所受到的攻击与曲解,因此也愈显精神可贵.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日本观辽宁大学历史系焦润明梁启超是对日本问题讲得较多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日本观形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师日”风潮之时，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梁启超研究日本主要是服务于他的启蒙活...     

梁启超《新民说》论纲

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地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基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皮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勇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瓦，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立人”思想(或称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严复和梁启超的影响。鲁迅与严复的关系笔者已另撰文论述,这里,我们仅就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谈一些看法。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总的说来,他以改良派领袖人物闻名于世。但是从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三     

卢梭自由的丧失和重建——论卢梭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自由问题占据了他思想的核心地位。他将自由看做人的本性,在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孤独平等的自由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后,揭示了奴役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人们丧失自由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社会状态下如何重建自由,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构想。他的自由思想也有着超越时代的感召力,对于今天我们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实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性自由与神性自由--论舍斯托夫的自由思想

通常所说的人的自由是人在客观现实中进行选择的自由,这种观念得到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论证.然而宗教哲学家却在这种自由观中看到了人对世界之恶的无能为力,亦即人的不自由.舍斯托夫从人内心深处的自由愿望出发,并依据人的神性理念和使命的基督教思想,批判理性自由观,指出人所应有的自由不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而是使世界脱离恶的自由.本文在俄罗斯和西方哲学与宗教思想史背景下论述了舍斯托夫的自由思想,并对其整个宗教哲学略作评析.     

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

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戊戌变法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萌芽时期.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概括出报纸是国家耳目喉舌之用的新闻观点,集我国19世纪下半叶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之大成.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发展期.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并分化为阶层,梁启超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学说,提出了典型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系统,即形成了     

在自律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简析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流变

经济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紧张问题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内部一个基本的理论困境和制度设计的困厄.这在价值层面表现为经济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冲突,在制度层面则表现为自律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紧张.本文立足于西方自由经济思潮的这一基本困境,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以自律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分析了西方经济自由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复至新古典自由主义形态演变的三部曲,并总结了其在处理市场与政府之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有所裨益.     

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认为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中西各国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文章分析了“新民说”的内容和价值，提出了它对现代中国提高国民素质的借鉴作用。     

离异与回归: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两次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中以改良和立宪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思想出现明显的离异倾向。他不断发表政论性文章，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主张，郭沫若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①。然而，1903年下半年初，梁启超的立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张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回归到主张改良和君主立宪。探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两次重大转变，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及其所处时代一些问题的认识。1898年9月，慈超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展现在梁启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不论从客观环境、人际交往，还是从思想材料…     

论卢梭的政治自由思想及其影响

政治自由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是一条关键的主线,它将社会契约论、公意学说、人民主权、法治思想等有机地贯穿起来。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自然自由与现实的不自由之间、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威之间、个人权利和公意之间乃至主权的崇高性和不可代表性之间都存在矛盾,这是卢梭式的带有浓厚平等色彩的自由给人的整体印象。卢梭的政治自由思想对德国哲学、马克思以及现代英美政治哲学家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