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与汉代乡治

汉代思想家无不把乡里道德教育看作是治国之大务 ,当时乡里道德教育主要有乡官表率、乡里教育和彰表楷模三种途径。道德教育对造就淳厚民风和加强乡里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王阳明乡治思想研究

基层政权是中国封建政权的基础 ,基层政权的稳定与否关系到封建政权统治的长治久安。作为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王阳明从其“心即理”的思辨哲学思想出发 ,总结了自己的一套乡治思想并付诸实施 ,对维护明王朝封建政权的稳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力图对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主张进行一番梳理 ,以抛砖引玉 ,就教于方家。     

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汉代的乡规里约

汉代中央集权延伸至基层的触须是“乡里”,乡规里约作为其意识形态,反映了汉代基层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一系列权力运作。从乡约的内容、来源、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与此有关的社会变迁,是剖析解读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径,也是对汉代人文环境认识的深化。     

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然而,学术界对“乡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对各类称谓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对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其次,此三者具有明显的共性,即意在否认或者减低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上的不同是“乡品”与上述概念之间形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三,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当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也就无法彻底贯彻.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皇权,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社会的特质所在.     

蓝鼎元幕友时期的乡治思想述论

蓝鼎元入台充当幕友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简约、实用特点的乡治思想体系。作为清初道南学派经世思想的应用与延续,这一思想体系总结、发展了我国传统的乡治思想,与文化专制主义"相互映衬",构成了清代思想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矿乡矛盾问题及其治理

我国是个矿业大国,矿乡矛盾是矿区农村主要社会矛盾之一,也是建立矿区和谐新农村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矿乡矛盾类型多样,但都带有强烈的矿区农民、矿业企业、矿区政府三方利益色彩.矿乡矛盾生成的深层次社会动因包括制度缺陷、价值取向错误、体制转轨不彻底等因素,矿乡矛盾的治理措施也应标本兼治,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大力推行矿区特色民主行政,并适度扩展司法救济途径.     

城里人 乡岙人

晨曦初露,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将熟睡的老王惊醒。＂外面在干什么呀？＂睡意未消的老王揉揉眼问。＂对门住新户了呗。＂妻子回答。＂嗯,又是乡岙人（岙ao：山间平地。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为＂岙＂）。＂老王叹了一声,蒙头又睡。     

生态环境保护中民规乡约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历代采取多种形式的民规乡约,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文章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民规乡约文化内涵,并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河南濮阳新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乡约

在河南濮阳县新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中收有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等于至正元年 (公元 1 34 1年 )七月共同议定的《龙祠乡约》。全约共 1 5款、1 0 72个字 ,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份由古代少数民族制定的乡规民约 ,弥足珍贵。乡约开篇概述了修约背景及其过程 ,言简意赅 ,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的方面外 ,还明确提出立学校、建讲室、请儒师、建夫子庙堂、严禁赌博等多方面的内容 ,完善公允 ,成为当时人们观摩、仿效的对象。乡约以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 ,但多有变更 ,更注重于社会实践 ,从中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及元代许衡理学思想对西夏后裔的深刻影响     

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以城带乡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本文在对“以城带乡”形成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8个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     

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

周代乡礼的礼义,经由分析《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仪节设置,可抽绎为三个层面:宾主之间,礼让致敬;长幼之间,尊长身教;全乡官民,和乐凝聚。由乡长亲自主持的乡饮酒礼,是西周春秋以来乡治精神的高度凝结,是乡里官民会聚的公共空间。乡礼的礼义能否充分体现,取决于乡治的运作是否良善,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执牛耳人物,就是乡大夫和乡老。乡治,乃是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天子、诸侯分封制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组织模式。学界长期以来对此认识不清,段玉裁亦误释乡礼本义。西汉成帝以来逐渐重建乡饮酒礼,至《大唐开元礼》形成了新的体系,即分列为皇帝养老、刺史乡饮酒和县令正齿位三项仪式近似的礼典。这一历史演变,乃是秦汉以来地方社会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而乡礼的礼义内核则在东汉至西晋渐为养老尚齿所寄居,至隋唐以后再一次被乡贡尊贤所占据。乡饮酒礼就像鹊巢之被鸠居,礼制史上的这一演变可称之为“礼仪的鸠占化”。明清以降,尊长、尚齿的礼义与中央集权进一步共振,乡礼再度变质。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唐至明清时期移乡避仇制度的演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移乡避仇是与复仇行为相联系的一种制度,考察历史沿革及具体实践过程对于理解古代中国对待复仇行为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制度产生、发展及正式为我国古代法律所规定体现了国家采取行动,消极避免复仇行为发生;而该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逐渐被废置不用则体现了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及法制力量的递进。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在四川绵延不断.本文具体考证了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认为其存在于明代中期,1472年方撤销建置;"麻城孝感乡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具有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以及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两个层面的意义;并以实际案例从冒籍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     

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

盛唐迄五代,省试落第的乡贡进士携"书题"、书启、卷轴、家状等,向京兆府以外的州府行卷并免试取解的现象,称为"拔解"。"拔解"没有身份限制,却有明显的等级烙印;不合法,却公开而流行。其存废与当时贡举制度的不完备、社会重进士的风尚、诗赋取士局面的形成、京兆进士的特殊地位、一年一试的选拔频率等不无关系。     

民国时期的晋江华侨与乡族械斗

文章根据新发现的民国档案、报刊资料,就民国时期晋江华侨在乡族械斗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探索.华侨一方面充当支援者,利用资金、武器对家乡械斗予以接济,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言人向政府施加影响,助长了械斗的蔓延;另一方面又充当调解人,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械斗的调解,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矛盾角色反映出乡族观念对华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民国时期华侨已经成为侨乡社会的一种重要调节力量.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