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诚信辩护问题研究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辩护中的运用为人们所忽视。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中确立诚信原则,符合律师承担真实义务理论以及律师职业伦理的要求,有利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立法应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向法庭承担真实义务和保密义务的范围、律师勤勉义务及无效辩护的法律责任。     

董事忠实义务研究

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机关和业务执行机关在代表公司对内和对外进行活动时对公司负忠实义务，这是董事作为公司代理人和受信托人的双重法律地位的必然要求。忠实义务本质上是一种信赖义务，以公司对董事存在着信佳、信赖和依赖为前提，忠实义务具有独立性，既不能被注意义务所包含，也不能被注意义务所取代。其以董事不得因自己的身份受益，不得收受不当利益，不得与公司非法克争，不得从事自我交易，不得泄露公司秘密和不得非法利用公司的资财、信息和商事机会等为内容。     

对代理法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代理关系中当事人的不同称谓,代表着不同种类的当事人及其不同的法律地位,不能随意混淆使用.目前我国法学界关于代理概念的三种观点都存在缺陷,我国的代理概念应概括为代理是代理人为了本人的利益,发生在本人、代理人及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代理人依代理权与第三人进行法律活动,其权利义务由本人承担.关于代理人对本人的义务、“自己代理”和追认的代理等问题,我国有关的立法规定得过于简单、笼统,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们应针对不同情况,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论劳动者忠实义务的内涵——基于法律适用的研究视角

理解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应当从法律适用中来挖掘其本意。基于身份要素与债的要素共性的判断,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劳动者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效力基础和正当性的基础构成其法律适用的来源。探求劳动者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需要在归纳总结法律裁判的基础上对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分。据此,忠实义务的适用规则是劳资关系利益衡量的过程,其判断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具体体现为: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劳动者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论证;劳动者忠实义务对倾斜保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忠实义务的限制。     

论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

文章主要研究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由个案实证分析入手,提出我国公司法上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缺位的问题.溯源传统公司法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制度,分析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进而比较现代商事实践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雇员身份职权的异同,从正反两个方向论证公司雇员承担忠实义务同样具有正当性基础.对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司法改革视野下的当事人真实义务论析

从程序性义务的角度看待当事人真实义务,其目的在于推进法院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进程中的协同运作。在我国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辩论主义改革的进程中,提出当事人真实义务有利于保障其充分行使诉权的同时也要求诉讼酿造善意行使诉讼行为,保障案件事实真实发现及诉讼程序的安定。     

一个两难的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律师法>第33条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二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本文分析了二者价值冲突的理论根源,对二者的价值取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完善的建议,包括在立法上确立律师职业特权规则,设立与律师保密规则相适应的配套机制等等.     

论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适用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是克服辩论主义缺陷的需要,是防治实务中不诚信诉讼行为的需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履行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事实阐明义务,禁止滥用诉权,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禁反言。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要提醒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告知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依法予以规制。     

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的释义与认定

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主要内容包括善良管理义务、忠实运营义务、谨慎注意义务等多个方面,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加上诸多地方空白条款存在的现实性,因之在商事实务和司法实践中,对其法律释义和认定标准也有了不确定性,可见,信托投资机构信托义务的具体化和可识别性应列入我国未来信托立法、信托投资立法的重点.     

论董事的忠实义务

董事忠实义务即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履行其职务的义务 ,禁止背信弃义和自我交易。尽管各国文化和法律传统有异但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却大体相似。比较而言 ,我国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存在不少缺失 ,实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予以完善     

忠实义务在法国的发展趋势:契约化?

法国1804年的民法典规定了夫妻的忠实义务,违反忠实义务的婚外性关系在1975年以前要受到刑事处罚,之后仅为离婚过错之一;继而,理论与司法认为,忠实义务还应包括对配偶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忠实;随着法国1999年对以民事契约方式组成的生活共同体以及事实同居的法律认可,忠实义务是否存在于上述的伴侣之间,也成为热点问题。基于道德自由化及忠实义务松弛的发展趋势和共同生活新形态的出现,有观点提出忠实义务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即忠实义务的契约化,无论是否有婚姻。     

董事的信托义务研究--从制度协调的视角调控董事行为的一种尝试

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在功能论的视角下,董事与公司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董事的行为亦因此而受到不同法律的多重和全面的调控。董事的信托义务就是在董事与公司的信托关系下的通过信托法调整的结果。通过对董事的信托义务的研究,我们可以细化和深入董事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从而使董事行为的法律调控问题在立法和司法上得以更好地解决。     

公司法董事诚信义务的法律厘定

近年美国公司法实践频频传出信号——除传统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外,董事还应尽到独立的诚信义务。尽管存在学术上的争论,独立的诚信义务代表了董事信义义务的发展方向。当将诚信义务作为董事的行为指引时,将其看成一项原则性的义务,在把握其基本涵义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出义务主体应承担的具体义务,是全面界定诚信义务的应有思路。     

民事诉讼中的公民代理问题研究

由于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条件,故公民代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实有其存在之必要.为了更好地规范公民代理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秩序,可以采取措施缩小公民代理的市场,并将现有的公民代理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通过对公民代理制度的改进,可以使这一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为诉讼代理制度向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平稳过渡作准备.     

论公务员的忠实义务

公务员制度是近代国家建立以后所确立的重要公法制度。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在公共管理是必要物的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因此,对公共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赋予公共管理人员以更多的法定义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关键。在国家以法定方式赋予公共管理人员的各种法定义务中,忠实义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实义务是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公务员义务中最为本源的原生性义务,其他义务均由忠实义务派生。本文将从公务员忠实义务的法理根据,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忠实义务的要求,公务员忠实义务与公务员精神培养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学理、实证、构建三个层次的论证。     

论公司董事与董事责任

随着公司法的发展，董事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相应地其责任亦逐渐加重，故有必要对董事与董事责任的若干问题进行研讨。针对董事责任，我国公司法注重对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规定，而对董事的民事责任则规定的过于笼统。董事责任确立的前提之一是明确董事与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在我国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应属委任合同关系；董事责任确立的另一前提是要明确董事义务。董事义务是董事责任产生的基础，而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的并列与统一则是法律对董事义务的基本要求。董事责任就其形式而言，包括对公司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责任。     

论基金管理人忠实义务的法律规制

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是基于信托法上的受托人的忠实义务的原理构造出来的.它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处理基金事务的时候,不得考虑自已的利益或为第三人谋取利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大都对基金管理人应负有的忠实义务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比,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配偶间的隐私权和忠实义务的冲突是我国婚姻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该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关乎我国婚姻制度的完备,更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婚姻法》修订后的数年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了三次司法解释,但是却对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冲突的协调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指导性的法律意见。文章拟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含义及特点的理解,阐述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冲突现状、原因,以寻求解决途径。     

论生态补偿制度的二元性

引发生态补偿中生态损害减轻行为的前置性环境保护义务有普遍环境保护义务与特殊环境保护义务两种类型。前置性义务的二元性导致生态补偿制度的二元性。生态补偿制度应被区分为普遍义务生态补偿和特殊义务生态补偿两种类型。二者在前置性环境保护义务属性、基本原则、法律关系主体、内容、是否包含经济补偿等若干法律属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对二者法律属性差异的准确认知可以为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实践提供有效的法律框架与法律分析工具。     

"忠实义务":伦理的选择与法律的否弃

"忠实义务"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伦理概念,具有社会必然性.道德与法律调整场域的异质性决定了"忠实"这一伦理要求不可上升为法律义务.否则,将致使《婚姻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失落,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否定性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