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孙中山的历史经验与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什么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完全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他去印尼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孙中山之所以能接受马林的意见,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这除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他和美州洪门致公堂的合作与对其改造的自身经验中所得出的启示。     

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建构的“美洲形象”

随着15世纪末欧洲海外探险活动的展开,美洲大陆逐渐被欧洲认知.美洲新奇的物种、居民和社会状况,都冲击着欧洲已有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经过欧洲航海家、殖民者、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的描述,美洲被建构为一个与欧洲相对的“他者”形象,该形象表面上充满异国情调,但本质上却是野蛮原始的“新大陆”.美洲形象中固然有欧洲人理性认知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欧洲社会自身价值观念和意愿的反映,有关形象的表述最终都纳入被强化了的欧洲自身文明的话语体系中.     

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1933年,党魁陈炯明病逝,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缺位,组织内部的主要势力为谋求出路,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美洲洪门致公堂欲推举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作总理,借蔡之声势推进“抗日反蒋”;香港中国致公党内存在拥护蒋介石、成为受蒋介石秘密领导的别动队的倾向。致公团体内部政治趋向之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不同派别或借“拥蒋”寻求出路,或借势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呈现出组织内部的巨大分歧。但差异间亦存在共性,即寄望于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致公党等中间党派组织孱弱的基本面相。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成立

<正> 七月二十五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在广州宣告成立.该研究会系广东地区孙中山研究者、爱好者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一个由三十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曾生任名誉会长,金应熙任会长.陈锡祺、张磊、李时岳、胡守为任副会长.梁威林、杨康华、郑群、张江明、黄焕秋、李福海等被聘为顾问.黄彦任秘书长.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协调广东地区各方面研究孙中山的力量,组织和推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活动;建立与国外研究孙中山的团体、个人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加强与台湾、海外华侨港澳同人的密切合作,     

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

本文从澳洲本迪戈发现的洪门会簿和其它资料入手 ,系统论述了华人秘密社会在澳洲传布发展的历史与特点。作者认为 ,洪门在澳传布发展分三个时期 :(一 ) 1851～ 1875年 ,是澳洲金矿发现 ,大批华工赴澳淘金 ,洪门在澳广泛传布时期 ;(二 ) 1875～ 190 0年 ,是澳洲排华运动不断升级 ,华工急剧减少 ,洪门在澳活动沉寂时期 ;(三 ) 190 1～ 192 1年 ,是澳洲洪门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提高 ,社会政治活动高涨时期。澳洲洪门与其它海外洪门相比 ,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基本上未发生帮派间的械斗或堂斗 ;二是较早地走向统一并与当地社会相融合。     

辛亥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插曲"--1905年秋留东学生富士见楼迎孙盛会的历史内涵

1905年秋在日本东京富士见楼举行的留东中国学生欢迎孙逸仙大会,是留东学界首次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也是孙中山在海外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这次盛会由于被安排在同盟会筹备会议和正式成立大会之间举行,因而其意义实际上已经不是“欢迎”二字所能概括。它是孙中山确立其革命领袖地位的关键步骤,是中国同盟会成立的重要环节,也是孙中山革命主张在留东学界的首次公开宣讲。通过富士见楼欢迎会,孙中山彻底纠正了他在一些人头脑中的“草泽英雄”的形象,开始在革命党人中间逐步确立起其思想权威的地位。     

“熙尔控杨泰记案”华英合璧全案刻本探赜——兼议早期上海公共会审公堂“审——判”分离模式

新发现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于同治十三年末（1875年1月）开庭审理的“熙尔控杨泰记案”罕见中英双语全案刻本,完整记载了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两造外籍律师对双方证人的直接询问、交叉询问、再直接询问及结案陈词等审前与审中各环节内容,对于会审公堂早期诉讼程序与审判模式等问题研究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本案前身熙尔控中国御国家案发生于1862年,因原告方欠缺关键物证,本于1863-1864年间已经美驻沪领事法庭组织“会断”为原告索欠不成立,但这起本已了结的陈案在美驻京公使的授意和驻沪总领事官的同意下,依据条约确立的被告主义管辖原则于1874年再度在另一司法机构即会审公堂提起“会审”。同一案件经“会断”到“会审”即一事二审的程序表明,西人实质性操纵着租界司法机构的案件管辖权。本案同时表明,实践中的早期华洋诉讼程序有别于《会审章程》文本中规定的诉讼程序,早期会审公堂实有初等公堂和高等公堂凡两种。初等公堂实行华官主审-洋官陪审制。高等公堂实行华官-洋官会讯制,遵循“审-判”分离模式,即案件由华官洋官会同审讯,判决由华官独立作出。领事在早期会审公堂扮演的是“断事者”而非“断法者”的角色。     

论孙中山先生的海外筹款活动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导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为开展革命而进行的筹款活动，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其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份。由于受到国内条件的制约，孙中山先生的筹款活动主要在海外进行，遍及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地。一、孙中山先生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筹款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已遍布世界各地，据估计，1902—1908年的华侨人数就达到700万一900万。当时大多数华侨出国或是为了谋生，或是被拐卖当契约…     

孙中山研究的新拓展——“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7年11月13～16日,由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研究和资源利用领导小组、孙中山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风光绚丽的中山市长江水库景区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60余名学者,提交论文51篇.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浅析中共对孙中山北上态度的变化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一生为祖国的革命事业顽强奋斗,矢志不渝,而晚年北上之行,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征程的最后阶段。此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大革命高潮的来临而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见证并亲身参与了这一历程。中共对于孙中山北上的态度,由最初的质疑到很快转变为全力支持,这与孙中山北上目标和原则由模糊到清晰密切相关。虽然孙中山先生最终壮志难酬,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就病逝他乡,但他的北上之行促进了革命思想在北方的传播,对于"唤醒民众"的意义非凡,最终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来临。     

孙中山致善耆函考辨

笔者在<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孙中山函劝肃亲王>一文中介绍了孙中山致清廷肃亲王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为敦请清廷让权,返回东北立国,并邀善耆加入革命党.该信摘自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一书,由于书中并未说明该信的来源,其真实性应待进一步考订.     

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

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因素之一,此为孙中山亲口承认.十月革命后,苏俄宣传理论不断完善,为其"移植理论"提供可能.苏俄、共产国际主要通过派往中国的代表来影响孙中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更是面受教益.孙中山在舆论宣传思想与实践上的努力最终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可.     

试述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

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远离祖国,浪迹海外,抗战前夕,我国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有1140多万人.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海外侨胞寄人篱下,孤立无援,其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广大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成败荣辱与自己的命运、前途,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兴衰存亡.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华侨无不义愤填膺,开始以各种方式坚决支持祖国的神圣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海外华侨也积极参加到了这一行列中.当时,聚居在欧美、南洋各地的华侨,为配合国内的抗日斗争,在各地分别组织起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在美国,1931年10月,经过侨领司徒美堂的联络,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1932年3月,旧金山华侨又联合各地华侨团体成立了“美洲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接着,类似的救亡团体在美洲纷纷建立.在欧洲,1936     

海外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误说考源

自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至1980年代,海外学界常见"孙中山宋庆龄1914年结婚"、"孙中山未与原配离婚就与宋庆龄结婚"的说法,长期困扰着宋庆龄,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通过对海内外孙中山研究基础工具书的梳理考察,可以发现结婚误说大概源自中国国民党系统修撰的孙中山年谱。而错误说法长期未能得到纠正的原因在于:孙宋结婚时的限制条件使婚期难以考证;孙中山研究界对于婚期这种小节问题不甚重视;台湾地区的孙中山研究领域受党派等政治因素影响,使"污名化"宋庆龄的错误说法流传多年;大陆与台湾及海外的学术交流不充分。     

孙中山与改良派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他奔走国事,勇猛无畏、坚韧不拔、“精诚无间,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至今仍令人钦敬。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中,不但同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而且同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改良派势力展开了公开的论战。他在与改良派的关系恶化之前,曾经谋求与改良派合作。弄清这种关系的进程与是非,探讨这种关系的性质和意义,对于深入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是不无裨益的。     

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二者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但可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     

天历兵变之后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研究

本文认为,元朝中叶以后,大理总管段氏乘国势渐趋衰乱之机与行省分庭抗礼,最终以兵戎相见,形成段元“分域构隙”的新局面。段元双方由于关系恶化而导致战争,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真正的转折点是天历兵变。因此,段元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应定为至顺元年天历兵变到至正二十六年段功见害于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之间。     

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买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