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一项基于两种不同国家观的考察

税收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从而国家就成了我们深入理解税收的最佳途径。对国家的认识不同,对税收及其彰显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作为两种典型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造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局面;而社会契约论则给予个人权利以崇高地位,形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格局。     

权利即权力——斯宾诺莎的自然权利学说浅析

斯宾诺莎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代表之一。他一方面接受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另一方面也对后者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把权利本身等同于权力或力量,并由此否定了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或国家之间的绝对界限,并且否定了自然法的道德规范性。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在根本上抛弃了包括霍布斯在内的古今自然法或道德哲学传统。     

法律中的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国家权力代表着国家利益,个人权利代表着个人利益,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统一体。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起源的共生性,相互关系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形成二者相互依从、缺一不可的基本结构。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社会领域决定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侧重点的不同。在现代社会,只有二者的合理配置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报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报业观略论

章以梁启超的报业观为个案,进入其公共舆论观的问题;在梁启超的设想中,报业是如何被组织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目标中的？报业的国家主义倾向如何影响其公共舆论的结构观？章认为,梁启趣报业观的核心是,通过精英化的报刊舆论,扩展公共舆论空间,影响民众、报业和政府,将自身及对象纳入有组织的民放国家之中,其结构是由精英权威中心向民众的逐步扩展,其结构功能表现为启蒙宣传和批判两类,结构聚合的纽带则是国家主义的道德理想。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互动

本文旨在探讨古代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互动规律，认为刑事诉讼是伴随个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和国家权力的介入而产生的，因而，刑事诉讼发展史是一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互动史。     

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为了深层次地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形成压制的历史原因和摩擦冲突的现实状况,认为在二者各自的伸展空间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该和谐相处,重点在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同时要不断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     

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

近代西方自然权利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人权,随着人权理想进入政治法律实践领域,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最典型的质疑有三种：在性质上,人权能摆脱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吗?在适用性上,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在理论依据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能根据理性来论证吗?本文根据自然权利理论本身的思路而论证了：这些质疑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契约论批判与个人权利重建——黑格尔国家观研究

近代契约论者从绝对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把国家视为维护个人权利的一纯粹的工具。黑格尔则从个人权利的历史来源与现实实现两个方面对契约论者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认为契约论只是追求一种程序的正义,有片面的合理性;但真正的个人权利则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有机融合,而这只有在作为社会伦理实体的国家中才能实现。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梁启超的心力说

梁启超对近代心力说做过巨大的贡献。他早年宣扬心力说 ,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思想意识 ,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近代心力说热潮退去后 ,梁启超的论著中关于心力的论述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从近代的片面强调心的作用转向对心物关系的确认 ,把心与物对应起来 ,承认二者相互作用。因此 ,他认为心受到物的限制 ,其作用是有限的 ,消除了早期心力说把心力的作用看作无限的片面和偏激 ,使心力说趋向全面和客观。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     

论中国共产党人权理念发展的时代性

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法制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人权建设宪政化,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张力——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探析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梁氏是否看重个人自由。本文认为,梁启超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只是他认同的是“自由之德”即“文明的自由”,而非“自由之俗”即“野蛮的自由”,他认为后者正为中国入所具有。另外,当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中,作为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氏有时又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居第一位。由此,在梁氏的自由思想中,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张力。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

在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鲜有人具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世界眼光。其眼光之深刻,不仅大大超过其他戊戌时代人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人,即便按百年后的当代标准看亦如此。梁启超提出的建立一种保留中国文化的本质却不同于原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却不为所化的新文化主张,对于９０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交际功能性模式下口译特点的多角度研究

口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与笔译有着许多异同点,在工作环境、语言使用、技能要求及交流媒介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个性化特征,这些重要特征是进行一切口译理论研究的根据,并影响和决定着口译过程和口译效果。     

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汉族主体与清廷权威,民族诉求与民主诉求,保存族粹与借鉴西方之间的矛盾是"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大民族主义"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革命派民族观的转变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的贡献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