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冯至现代主义诗学精神来源和启蒙性质

冯至现代主义诗学带有里尔克式的智性特色,并与基督教神学及从中发育而来的存在主义相关联。他认为三个欧洲"畸人"即存在主义者基尔克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真正的启蒙思想。冯至认为:基尔克郭尔主张不幸、忧郁、绝不与卑污妥协的正直操守是写作的根基;作家要从感性阶段出发,达到伦理乃至宗教的阶段,才是"受苦受难真实地本着基督的精神生活"。尼采之于中国社会和文学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他所研究和揭露的嫉恨人格和心理,彻底打破那种"窒息遏杀特出之士"的平均一切的环境;而且尼采追求真正未来主义的东西,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也感兴趣,其超人哲学是为了现代人的真正觉醒、获得真理,而现代艺术的本质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真正的现代主义者不是弱者而应是生活和精神的强者。而陀氏通过对人性中善与恶的辩证书写,提出了通过上帝达到自我启蒙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些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家的理解和解释中,冯至创建了自己的现代主义诗学。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朱光潜情感美学的场域伦理与知识启蒙

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起兼具中国审美传统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情感美学话语,完成了从语言、意象到文本的理论谱系生成。文章从文本形式观、道德关联两方面探究中西方文论资源给予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的学理资源,建构出较为全面的情感美学逻辑框架,厘清其情感美学本体所包含的场域伦理;从情感对抗和日常生活主体化两大维度论证朱光潜情感美学所彰显的知识启蒙色彩。     

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

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转型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推进密切相关.新世纪文论的问题域表现在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方面,全球化、跨文化、跨学科是其突出色彩,现代性是各问题域的根基.在统观的基础上对转型文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概括,将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德国文学思想走向现代——19—20世纪之交象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

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几个主要文学流派上:哲学上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德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共同斗争中,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不同的方式反思和批判了启蒙现代性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比较明确地阐述了19—20世纪之交德国文学思想的审美现代性:凸显了"自立的"、"自律的"、"自足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本质,从而标志着德国文学思想转向了现代。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话语的理论维度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话语的输入给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思维的结构性嬗变。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以一种较为自觉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对于诗的知性的现代性的追求。具体而言,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思维的建构与完善,又主要是以三种理论阐释流向之合力共同促成的。即:经验的传达说,抽象的思考说和张力的综合说。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文学再创作的启示

第一次把铜雀台与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的是晚唐诗人杜牧笔下的《赤壁》,它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文学的再创作。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纶、毛宗岗改编的《三国演义》里的“智说（激）周瑜”,就是文学再创作的不断升华;而且小说中人诸葛亮的蛊惑煽动与添枝加叶地背诵《铜雀台赋》,还是在杜牧文学再创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小说与...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教化超越启蒙——试论黑格尔对近代自我意识哲学的扬弃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常被认为是对近代哲学中自我意识原则的反动。本文持相反观点。作者首先指出 ,建立在反思的心理机制之上的自我意识必然蕴含着精神与肉体、自我与他人的对立。本文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黑格尔从宗教转向哲学的抱负 :哲学能够代替宗教引导人们追求神圣崇高的生活。文章第三部分详细论证了黑格尔如何成功地克服近代自我意识哲学的困难并完成其未竟之使命     

启蒙与传统

很多学者谈"启蒙"最大的弊端是抽离了启蒙的历史具体性,空谈启蒙,这个历史的具体性就是传统.传统思想对外来思想的统摄虽然被认识到,实际上重视不够.启蒙在实践层面并不仅仅是价值问题,而是各种力量的博弈,有效的启蒙必然在各项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这就需要考虑启蒙的策略.长期以来,这个问题被掩盖了,单纯以价值判断代替了实践层面可行性的思考.实践层面可行性主要是对传统的深厚理解和把握,从中找出与启蒙思想的共鸣,因势利导,在不导致社会动乱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的变革.这个过程也就是启蒙思想的本土化过程.     

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

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与承继为理论出发点,同时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更加强调理性与知识,更为强调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但它自身又充满了危机的种子,表现为启蒙作为手段与作为本体的内在矛盾、思想方法与理论工具的内在矛盾及以反权威、反武断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口号与实际上要求“思想统一”的内在矛盾。这一切终于使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启蒙的变异与坚执--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

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呈现出迥异于80年代的风格趋向,形成了多元、“无名”的新格局。其基本取向是消解主流与传统,解构价值与意义,走向世俗化、商业化。启蒙主题也经历了转折与动荡。对它的放逐与坚守,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侧面。     

启蒙文学的困境

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明确启蒙功利性及自觉工具意识的,它是作为启蒙思潮的附着物而存在的。由于启蒙运动自身的局限与危机,随着启蒙运动的逐渐落潮、历史中心行为由文化启蒙向政治革命的转移,附着于启蒙思潮之上的文学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帕金森定律的启示

美国学者C·N帕金森在分析工作量、时间和工作人数三者关系时 ,得出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对影响人数增加因素Ⅰ、Ⅱ进行分析 ,得出四条启示 :第一 ,在人口就业压力之下 ,人员增长就会以牺牲效益和效率为代价。第二 ,在等级官僚制组织结构中 ,充斥着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的内在动力。第三 ,由于完成某项工作与人员数量没有关系 ,所以人员增加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严重浪费。第四 ,人员增加必然导致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