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杰出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鲁迅曾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它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录”精神是《史记》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说,司马迁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貴在真实难在通变——从《史记·陈涉世家》所想到的

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他那部不朽的名著《史记》里,把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列入“世家”,又将“号为霸王”的项羽编入“本纪”,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可是历代史家,多不识太史(?)的苦心,他们纵然对《史记》不乏褒扬之论,但对司马迁这一有心的安排颇多微词。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武帝以前之事,多录《史记》原文,却把陈、项归进列传;刘知几撰《史通》,大兴问罪之师,怪《陈涉世家》其称不当,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