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平衡与发展:手机游戏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汗漫于网络空间的泛娱乐化、泛游戏化内容阻滞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发展，而手机游戏以其使情成体、操作爽快、体验沉浸等优点日渐成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手机游戏场域中三个子场域之间冲突与博弈：政府场域中教育主体的“灌输管控”、资本场域中教育介体的“资本操纵”以及消费场域中教育客体的“舆论反抗”，探索多个子场域交织的动态平衡关系，提出在资本场域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发挥根本性引领作用，贯穿手机游戏产业链，严把手机游戏质量关；在消费场域中提高网民辨别力，矫正文化消费观；政府场域中要内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到各子场域中，让三个子场域形成自律自制的统一有机体，以进一步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添趣。     

场域理论视域下产教融合的权力结构及运行策略

在场域理论视域中，产教融合主要包括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文化场域等三种场域，它们由不同的主体所主导，对应着三种不同的实践场域，形成三种不同的权力结构，遵循三种不同的制度规则而产生的角色定位与意向表达的差异。本文通过探究产教融合场域内多元主体互动运行逻辑，明晰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权力边界，即既要避免各主体权力的“缺位”，也要防止各主体权力的“越位”；深化产教融合就是要进一步使产教融合场域中的行动者在保有自身特有的场域性前提下，积极构建与对应场域相契合的组织结构体系。作为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政府、企业和学校等三方权力主体，尤其需要中间性组织作为媒介以寻求产教融合三方主体的共同价值、目标和诉求，以此来统一价值取向、统一行动意向、统一目标诉求，达成行动的一致性，最终实现共同利益，进而从政府、企业、学校和中间性组织等四方主体视角完善运行策略以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实现提升产教融合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现代话剧的“复旦传统”与“场域”——以复旦剧社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学校剧社,复旦剧社从1925年创立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间,上演了数十种戏剧。该剧社处于诸种不同“场域”中,或受影响,或受益处,不断发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剧传统：因“学校场域”而形成注重导演的表演传统,因“剧坛场域”而形成内外结合的操作传统,因“喜剧游戏场域”而形成侧重喜剧的风格传统,因“社会场域”而形成因时而变的内涵传统,而其本质是“自由传统”和“进步传统”。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场域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场域自觉”,即自觉认识并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基本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不断变化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特殊场域，这一场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从场域的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坚持的自觉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发展，在不断彰显道路的比较优势中夯实道路自信。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场域-惯习"理论视角下的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发生。若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的分析路径,要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就是抑制场域和惯习的变化,而形成于先前场域并负载着该场域生成的惯习的案例,用来指导以后类似案件的审判时,对场域和惯习的变化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达到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发生的目的。     

专业市场的实践逻辑：一个“场域-资本-惯习”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周宁人上海钢材市场的调查分析

从“国家-制度”的结构性变迁经济学视角理解专业市场的形成与演化具有宏观制度层面的理论意义，但无法更进一步理解像周宁县人在上海创建的钢材市场其本身内有的特定行动逻辑和规律。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这种“社会-行动”分析框架，文章认为周宁县人运用其资本与融合自身的惯习形塑着钢材专业市场，同时这个有其特性的市场场域造就了一个人口不到20万却有6万人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     

法官解释的场域分析

从场域理论视角分析,法官解释是特定司法场域的产物。由于所处的场域的不同导致了法官与民众对法律解释的分歧,因此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注意吸收民意,防止两者过分悖离。     

历史主动精神的民族复兴内涵：一个文献综述

梳理和总结实践场域下“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实践”与“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同构性很有必要。本文立足于实践场域,从国内不同学者的观点出发,将历史主动精神置于民族复兴整体进程中,对“历史主动精神”概念的提出、实践特质、民族复兴内涵等观点和相关理论阐释进行梳理、归纳,加以综述,以期把握其历史性内涵和实践性意蕴,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主动精神的现实意义提供必备的理论基础。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从“波西米亚”到“空间分形”：空间视域中的艺术自律及美学流变

艺术自律是伴随现代性进程而不断延展的审美文化现象，主要指涉艺术活动逐步获得自身场域伦理的过程。空间理论、空间视角和空间因素构成艺术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自律的角度而言，现代艺术完成了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空间革命”，以“视知觉空间”、“并置空间”和“幻梦空间”完成自我指涉的形式自律，而后现代艺术空间的碎片化“分形”空间促使艺术形态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特质；从场域自律的角度而言，艺术场域空间的生成与资本空间的流动、交流和区隔息息相关，正是空间的“不平衡性”和主体感性自由的反思促成空间距离的产生，也走出了一条从“波西米亚”到公共空间的理论谱系；从美学自律的视角而言，审美现代性的美学进程则依托艺术自律，并将自主性的艺术精神转化、拓展为审美革命和审美对抗。从本雅明笔下“游逛者”的现代空间体验到福柯的后现代“另类空间”美学，都体现出空间美学的谱系流变和不断介入现实语境的努力。     

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

法政治学的定位需要借助于自身的核心范畴作为判识的标准,法政治学是法学与政治学交叉的学科,从法与政治的学科交叉属性与社会现象重合的特性来看,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权利与权力分别构成了法律与政治的核心范畴,权利与权力的紧密关联性体现于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中,以“制度化的权利与权力”设定法政治学的问题域.     

“失衡的舆论场”：微博场域中的政府、民众与媒体的角色路演及话语表达——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

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事件中,微博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话语权的场域。本文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政府、民众和媒体在新浪微博的差异化明显的话语表述和角色呈现,研究解释了作为利益关联者的民众、作为事件观察者的媒体以及作为事故处理者和信息管控者的政府在微博中的话语表述方式。由于三者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微博场域中舆论失衡,最终使得讨论难以走向理性交流。     

我国政治发展中“权威实现秩序”的逻辑嬗变与支持场域

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权威实现秩序”的逻辑有嬗变为“权威主义实现稳定”的危险。梳理这一嬗变过程，通过界定“权威实现秩序”的内涵，能够廓清“权威实现秩序”在空间、时间、类型三个方面的支持场域：一在不同层面的适用度各异；二在不同社会状态的表现不同；三在不同类型权威中的效果不同。解开我国改革困局的关键在于从权威主义发展到新的权威形式——转型期权威，这一权威具有有限性、专业性、混合性和渐隐性的特点。     

矛盾场域理论视野下的图文关系

图文关系是图像化时代的重要论题,而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是关系,所以,用“场域理论”可重新诠释图文关系.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是符号场域中主要的子场域,它们之间既有共同区域,也有互不相交的区域,因此两者是既“竞争”又“勾结”的关系.“竞争”指的是图文各自的质的规定性,分别为虚拟的在场与定格的空间、缺席的形象与联结的言语流；“勾结”指的是图文之间的互文和和谐共生.图文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互文和悖离,而主调是和谐共生.     

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

“缘域”是与“境界”“意境”“境域”等具有家族相似的概念,但将后三个概念遮蔽的缘起性、条件性和关系性凸显了出来。相较而言,境界重在一种空间性的场域存在并确立其某种界限;意境重在主体性的意识所变现之空间化场域;境域重在一种空间化场域的扩展状态;缘域则重在由缘起、条件和关系生成中的场域状态。中国文学可以从境界、意境、境域层面上去探讨,这已在学者们的相关阐释或研究中得到广泛实践,而从“缘域”论中国文学,则还远远不足。探讨中国文学的“缘域”,是可以与境界、境域、意境等概念并行而又别出新意的。中国文学缘域论借鉴了从印度佛教而来的缘起性空论,又在中国化禅宗的思想世界中得到发酵,而中国禅诗则是其最重要的实践。中国文学缘域在其发展中可以区分出三重境界,即文道真斋的自性悟(我是我)、人文涵养的他性悟(我非我)、文心通变的圆融悟(我化我),此即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对于中国文学缘域三境的论述和阐发,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阐释实践。     

视觉修辞与《点石斋画报》器物叙事的“现代性”表征

作为《点石斋画报》“低调启蒙”的表现形式，器物叙事既是画报对“西学东渐”社会语境的视觉回应，更是其承载“现代性”启蒙的可能性路径。画报以“图-文”互文的表意格局强化了器物叙事的“事件性”出场，以民族图像符号的跨场域移植与虚拟场景的审美建构推动了西方叙事语境的中国在场，以中西绘画话语的时空并置来营造文化场域的对话机制。尽管这一修辞性的视觉建构更多出于彼时办刊的条件所限，但因地制宜的视觉改良却成就了画报表征“现代性”的独特形式，也使得考察画报视觉形式与潜在启蒙意指的关系更为可能，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点石斋画报》政治属性的理性认知，对当代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样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