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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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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简文谓:"《?(卷)而(耳)》,不智(知)人。"知人"是孔子师徒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目的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者为官。简文之义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左传》及汉儒的相关论析,其所论《卷耳》诗旨在于写后妃助君主求贤审官,是符合被编定的《诗.周南.卷耳》篇的意蕴的。《卷耳》篇和其他不少《国风》之诗一样,都是王朝遒人"采诗"之后由专门的王朝职官予以整理加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原创之诗与整编之诗的不同,乃是造成《卷耳》篇歧义迭出的主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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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嗟我怀人《诗·卷耳》《卷耳》是一首“劳者自歌其事”的诗篇。过去注家不知“怀”这个词在先秦为忧伤之义是很普遍的,却只拘泥于“怀念”一个意思。于是“嗟我怀人”变成“采卷耳的妇人怀念她在外远行的爱人”了。这样一解,下文许多“我”字,只好沿用“代我”的旧说,把这些“我”说成是“妇人设想的爱人的自称”,于是全诗除开头四句,全是“妇人幻想出的她爱人在外的情况”了。诗写得那样具体,那样真切,怎么会幻想出的呢?“代我”之说,是过去注家解释《诗》《骚》不透,开了这条方便之门而曲解,情理上是不会有的。“采采卷耳,不盈倾筐”是行役者从采卷耳的妇人慢腾腾的优闲情态,因而兴起自己的劳苦之感,所以紧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又紧接“陡彼崔崽……”,是一口气的呼号,岂是别人的幻想呢?寘,读“遂寘姜氏于城颖”的“寘”多少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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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邶、鄘、卫存诗三十九篇,原来被认为是三国之诗。经过魏源等人的论述考证,现在基本被公认为邶、鄘、卫皆卫诗,持三国说者已不多。台湾省马持盈先生的《诗经今注今译》说:“邶,国名,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之地,其俗与卫,鄘两国相同。”又说:“鄘,国名,今河南省新乡县附近之地。”但马先生在对一些诗的解释中,实际上否认了三国之说。如说《鄘风·墙有茨》:“这是卫国宣公惠公时,宫中淫乱,伦常败坏,卫人刺之,作此诗。”因此,三国之说,无须再辨。 卫诗分编成邶、鄘、卫的时间,顾炎武、魏源认为始于汉代。其根据有二。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由此认为,“邶鄘卫”即“卫”,如同“商”称“殷商”;“楚”称“荆楚”。换言之,认为春秋时“邶鄘卫”不分编。第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独《毛诗故训传》为三十卷,说明三家诗的“邶鄘卫”不分卷,而《毛诗》分为三卷,即汉代将卫诗分为邶、鄘、卫三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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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檀》主旨探幽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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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新台》是篇千古名作。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几篇力著中,对该诗的“籧篨”、“鸿”等词,进行了新的考订,为理解这诗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建功极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迄今一直都未获得澄清。历代有关《诗经》的著作,包括今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愈葵、唐莫尧两同志注译的《诗经全译》等书,都认为卫宣公娶儿媳为妻是件丑事,从而诗人要加以讽刺。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旧说,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妇于齐,听说齐女美好,宣公想要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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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正> 《物色》篇在我们今天所见的各本《文心雕龙》中,位置均在《时序》篇后,《才略》篇前。对此,现代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均表示怀疑,认为次序当有错乱。最近出版的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选译》,索性把《物色》提前放入全书第三部分,次在《熔裁》前,《声律》后。据我看,这个问题还可以商榷,原来的次序位置不见得错。试申述鄙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很早就提出了《物色》的位置问题,其《物色》篇题注说: 《文选》赋有物色类。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云:“有物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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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顾注本之价值 南宋宁宗年间,施元之、施宿、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本,简称《施顾注坡诗》。该书具有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可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一曰编年胜于分类。自南宋至清,流传最广的苏轼诗注本是《百家注分类东坡诗》。此书有宋、元所刻二十五卷本及明、清流传的三十二卷本,二者皆以类相从,编收苏轼诗。《施顾注坡诗》乃按年编次,更为合理。清儒考订苏诗编年,颇有建树,都是以施顾注本为基础而进行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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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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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诗序》云:“《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近代研究《诗经》者都不同意《诗序之说》。例如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说:“这首诗写劳苦的人民为了当官差,应徭役,早晚都不得休息。监工的人瞪目而视,一刻都不放松。”袁梅先生的《诗经译注》说:“这是周代一个小官吏,苦于差役纷繁,他没早没晚地替官府当差,使他寝食不安,满腔怨恨。这首诗反映了周代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等级制度造成的上下差别与对立。”高亨先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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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16,(2)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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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硕鼠》的作者是晋国私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硕鼠》是《诗经》中一篇通俗而颇具影响的诗 ,从此诗的成因来看 ,它的作者不是奴隶 ,而是晋国私门文人即新兴封建地主。宋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已约略指明 :“民困于贪残之政 ,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可惜朱熹没有展开细说。清人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引证 ,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