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梁启超与朝鲜近代小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小说、政论、散文、翻译作品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文学革新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朝鲜文坛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积极的影响,他也一跃成为当时朝鲜文学界人士众所瞩目的人物。本文拟通过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小说发展、影响的考察、探讨梁启超在中朝近代比较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以及中朝近代小说发展的共同规律。一梁启超对朝鲜近代小说发展起到巨大影响并不是以小说家的资格直接给予影响的,而是首先以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的资格影响朝鲜社会的.而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过程中,他的小说及小说理论才对朝鲜近代小说的发展产生影响。     

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从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出发,在许多学科领域作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在文学上,他竭力提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新的文学观念引进中国,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发展到近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梁启超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不仅积极创办报刊,造就舆论,而且致力于文学改良运动,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散文的解放),企图通过文化教育的改革来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中,数他和文学的关系最深。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论文作者。在小说、诗歌和散文方面都有着新的贡献。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的地位

政治巨擘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美学的最早奠基者,在似为人所众推的“近代美学之父”王国维还刚刚涉足哲学研究的辛壬(1902年)之年,梁启超已撰写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杰出并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美学论文了.他广涉美学领域,借鉴和汲纳西方文化论著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命题多有贡献.尽管他的美学思想驳杂于哲学、政论、文艺著述之中,但驳杂中并不缺少严密的逻辑性,他在宽泛的论题中别具匠心地从“真”(客观,规律)入手,以“善”(伦理,合目的性)为中介,以“美”的境界(“新民”,新社会)为归结,构建了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论郭沫若前期抒情小说创作

一 “文字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 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诞生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仅以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体现了新文学的创作成就,同时也以自己的小说创作首开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及诗歌及后期的历史剧创作,但它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鲁迅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同时,郭沫若却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着另一种文学体式——散文化抒情小说;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标准去评价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创作。无庸讳言,郭沫若的小说     

梁启超小说理论新探

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学史上,梁启超是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是改良主义的典型代表。戊戌变法时期,他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去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是个冲锋陷阵的斗士。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梁启超却落伍了,堕落了,极力鼓吹保皇,反对革命,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绊脚石。然而,梁启超仍不失为我国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者,仍不失为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晚清小说史上,是有着重大贡献的。过去,人们对梁启超的思想、学术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他在发展小说理论和繁荣小说创作方面的论述较少。本文仅就这一方面,作初步的探讨。     

距离的矛盾——论梁启超文论的过渡时代性质

梁启超作为一个处于巨变之中的过渡时代的人物,体现了过渡时代错综复杂的思想形态。一方面梁氏的思想显现出了过渡时代的杂乱、未成形和多变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其思想未定于一尊时所表现出的多向度探索的思考。梁启超的矛盾思想和时代过渡性质反映在其文论和创作实践上主要表现为:其政治家身份和创作的距离;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的距离;其文学观及创作和读者理解的距离。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

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革命"之说,但为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却喊出了"三界"革命的口号?这是因为受了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当时学人的世界观,粱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便是其进化论世界现的直接产物.     

百年发轫——滕固艺术思想与留学背景研究

滕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美术史学家,他以西方艺术史治学方法,结束了千年中国传统美术史写作形式,标志着中国美术史论新转型,他被视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滕固的艺术思想包括了历史文化观、科学观、进化论观、文化(艺术)救赎观等诸多思想。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及留德期间是其艺术思想的主要来源,本文综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文化背景,考察了滕固艺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浅析梁启超功利主义伦理观对边沁功利观的扬弃

20世纪初,正值近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许多观念都带上了西方观念的色彩,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边沁的影响,即重视“利己”,并强调在“利群”之上的“利己”。但同时,梁启超又不是全盘接受边沁思想,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日本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     

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学传统的突破

以《新民说》为主线,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评析。作者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和群治思想突破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但在伦理道德观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同时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一方面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另一方面通过"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种将两种文化的长处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政治抑或学术：梁启超对严复之批评

梁启超和严复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期间,放弃政治生涯之际和严复去世以后。批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成一家之言”,一是言辞“太务渊雅”。总体评价可谓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恩怨以外,还与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不同有关。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