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地域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取决于作家对它们的认同和汲取。对越地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独特的认同与汲取,给鲁迅创作以深刻的影响,形成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复仇意识、独特的英雄情结、诙谐幽默色彩等独有的特色。     

果戈理与鲁迅:民族"文化英雄"的赞颂者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都反映了作者与所在民族和故乡文化的深刻联系.乌克兰民族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民族文化英雄形象而表现出复仇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浙东文化的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具有故乡文化性格的英雄,这些英雄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有着强烈的复仇精神.虽然两位作家出生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但他们都把最深的感情献给了故乡和民族,都竭力赞颂了本民族的"文化英雄".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主题——兼谈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大致可分为血亲、侠义、鬼灵与民族复仇,而春秋战国际始生的侠义复仇自原始血族复仇发展而来,其间早有鬼魂复仇为中介。汉魏六朝重礼轻法、讲究私恩以及原始复仇情结的深在作用、主体内心的补偿平衡机制等,刺激了复仇主题的绵延发展。歌咏复仇成为古代诗人不满于现处境现文化的娱情畅意方式;描述复仇时人们的认同与期待,充分得力于内在的复仇意识及原型裹挟的相关意绪。复仇主题与复仇意识强固了古人的伦理使命意识及正义感,成为一种审美心态。     

恩报观念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借交复仇”建构了古代侠文化框架,奠定了恩仇联系心理基础。古人常以恩遇实施复仇,而负恩者必遭恶报,恩仇二者可互为转化。助鬼魂复仇必有酬谢,官吏宽纵复仇者也有阴德善报,冤魂还可先施惠再求助人雪怨。连犬马牛等异类亦知救主或代主复仇。恩报与复仇文学联系是传统社会“士不遇”文化心态的独特表现。恩义作为忠孝的共在神髓,与复仇具有情绪心理定势形成的联想同一性。复仇的根本动机在于恩报,有时不免难脱伦理文化所决定的盲目性。     

秦汉游侠精神实质与复仇习俗心态成因

秦汉游侠精神实质是反正统、倡私自复仇.其思潮和社会潮流,本来就是有着深远传统基础和现实原因.中国古代复仇意识同侠文化传统间的相互影响,相当深巨.在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代人复仇的心态,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

古代文学作品中,魂灵托梦现象频频出现,故事俯拾即是,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魂灵托梦故事的文化层面,作家利用虚幻的艺术手法,以魂灵托梦形式抨击社会上的丑恶,赞扬人间的善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忏悔意识

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忏悔意识不强,然而在现代文学中,那些标志着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渗透着强烈而深刻的忏悔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忏悔意识的形成,既源于作家的个性气质,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根源,同时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论汉代杂史小说中的复仇意识与侠义精神

《燕丹子》、《吴越眷秋》、《越绝书》是汉代的三部杂史小说。这三部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并将复仇意识付诸行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秦汉社会中存在的强烈的复仇意识和超越肉体拘执的侠义精神。本文试图通过对三部小说中和《史记》等史书中的同类事件的对比,来说明小说如何在情节选择和结构安排上突出复仇主题。     

论《聊斋志异》的死亡超越意识

《聊斋志异》一书饱含着作者对人世间生命的短暂和苍凉的深深悲悯;但又以鬼魂的强烈深刻的人性追求、青春凝定的诗意生命及鬼魂复生、生子和转生的生命绵延之美超越和颠覆了死亡。《聊斋志异》的死亡超越意识比儒、佛、道三家对生死的认知更具有诗性美的特质。     

元散曲中的青山意象

在元散曲中，青山意象多次出现，不仅作为客观的景物存在，还具有很多内在的与主观的含义。在隐逸之作中，它既是文 人的心灵归处和精神家园，又是文人的伴侣与知己；在抒怀之作中，它既反衬了历史的虚无又是世事变幻的参照；在相思之作 中，它是女子的屏障，隔断了她们眺望情人的视线；在写景之作中，它提供了色彩的叠加与对比。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元代宗教戏剧兴盛原因浅析

宗教戏剧是元代杂剧艺术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戏剧类型,它数量丰富,艺术水平较高,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元代宗教戏剧兴盛的原因有三:元代宗教文化的繁盛,为宗教戏剧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元代宗教迷信之风盛行,从戏剧接受的角度,为宗教戏剧的兴盛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元代文人普遍具有宗教情怀,从戏剧创作的角度,促进了宗教戏剧的兴盛。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

本文从接受史的视角,考察和寻绎秦观词自其当时直到近代近千年的接受历程.透过秦观在不同时代词史地位的升降,既动态地展示了秦词的历史意义、审美价值及恒久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借此探究秦词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北宋时期.于酒肆青楼中广被传播,旨在秦词抒情的感染力度;南宋时期,由于尚雅的词学情趣,秦词开始遭遇冷落而光辉顿减.秦词仍未进入主流行列;元明时期,伴随词学理论的发展,秦词的正宗地位逐渐得到确立;清及近代,伴随有清词坛旷日持久的正、变之争,秦词的艺术价值和词史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广泛认同.     

明代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德观念

通过对明代志怪小说中以鬼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分析,发现志怪作者秉持着儒家教化观,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重的女德观念,其具体表现为生育与持家;加之它又是建立在明代士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之上,所以明代志怪女性形象承载的是男性作者的女德观念。同时又与男性的内在欲望结合,成为了男性单纯的性幻想工具。女鬼形象由道德的木偶变为人性的反映,从而扩充了明代志怪女性形象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