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研究具体化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在人权研究问题上从最一般的宏观意义上论述的多，缺少具体化的研究。本文从人权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具体化的必要性、变革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等方面做了初步论述，以期引起研究者在此问题上的关注和探讨。     

人权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意义

一个国家的人权研究构成了其人权运动和实践的重要内容。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形成了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带来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两次人权研究高潮存在诸多差异。在人权研究的背景上,从人权斗争逐步转向人权建设;在研究内容上,从政治性逐步转向学术性;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研究方法上,从一元化过渡到了多元化;在研究主体上,从官方化开始转向民间化。当代中国形成了四种人权理论和观念相互竞争的格局。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     

从白皮书到宪法：中国人权事业的展开与抉择

从1989年人权理论研究开始"破冰"到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99年提出"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直接写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及相关制度,前后历经十五年,可以看出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从根本性变革演变到制度逐渐成熟的过程.针对我国人权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为了推动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在人权的权利类别、人权的存在形态、人权的制度保障、人权的组织保障、人权的意识培养和人权文化建设和人权的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抉择.     

人权：何去何从——从《人权的终结》谈起

《人权的终结》[1] 是一本集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于一体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人权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和论述的人权新著。笔者有感于它的晦涩难读 ,并为它颇具新意的观点所吸引 ,因而决意在通读数遍之后 ,对之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思考。这就是 ,什么是人权的终结 ,人权是否真正走向了终结 ,人权又将何去何从 ?一、什么是人权的终结“当实用主义的辩护者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的终结时 ,这并不意味着人权已取得了胜利 ;相反 ,这导致了人权走向终极。当人权失去了乌托邦的目标时 ,人权…     

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思想他肯定人民的人权,强调人权是大多数人的人权,强调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强调人民的整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统一,但把人民整体的权利放在首位;他提出"国权"概念,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以人权为名的强权政治.     

论人权规范

人权是宪法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人权价值作为立宪主义的价值核心,往往表现在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之中。人权规范的本质即是人权价值的规范化表达、人权价值的法定性存在。人权规范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从理论学说到人权宣言阶段;第二,从人权宣言到人权立法阶段;第三,从国内立法到国际立法阶段。人权规范在宪法文本中往往具体表现为人权条款。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一般是指2004年修宪时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研究——从法理学视角分析

人权监察专员制度.是一种非司法的权利保障机制.它是对其他的权利保护机制的一个补充性的制度.一些国家宪法中都体现出将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最高价值的宪政精神.人权监察专员制度也许就是其宪政精神在制度上最好的体现.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已经从一个抽象的宪法条文,建立起来一个活生生的制度.各国实践证明,人权监察专员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在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语义与语境: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理解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有其特殊的语境限制,即必须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并且与惩罚犯罪相对应.理论界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含义存在着三种语义上的解释,即终极意义上、实体意义上和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其中,只有程序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完全符合语境要求,其他两种语义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语境的限定.对语义的误用或混用,会严重影响刑事诉讼领域人权问题的研究价值.应当坚持在程序意义上解释人权保障的含义.     

从白皮书到入宪: 中国人权事业的展开与抉择

从1989年开创人权理论研究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人权事业十五年的发展是一个从根本性变革到制度逐渐成熟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应该在人权的权利类别、存在形态、制度保障、组织保障、意识培养、文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抉择.     

发展中国家人权观的形成、特征和当今意义

在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的今天,各国在对人权之必要性或人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上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人权各权利之优先性争论颇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人权问题存在的不同立场,显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反映了各自不同的世界地位、发展水平、价值体系和国际问题关注重点.面对各种争论和不同立场,毋庸置疑的是人权理论可以从批评中汲取营养及自我完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权在不同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差别及其产生这些多元观的原因,并试图就人权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的两难问题,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看法,为各国的人权政策寻求共识.当面对事关所有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全球性问题时,国家间利益的交汇点显而易见.     

关于宪法权利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

权利入宪有三个基本问题:宪法为什么必须包含专门的人权条款;宪法应该规定哪些人权以及对人权条款的遗漏的补救.现代宪法的人权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综合,人权由此在理论上可分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两大部分,这使得现代各国宪法的人权内容在基本的内容上呈现出一致的面貌.但各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仍然取决于该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我国,将公认的基本权利规定进宪法,有益于吸纳和宣传现代自由主义在人权方面的核心价值.     

经典解释与人权正当性的中国证成——以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为例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中,人权的正当性才获得了证成.学者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完成这一论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论析人权概念的著作,中国学者们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极大地受到该文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人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中国学者们直面这一理论难题,进行了巧妙的概念转换,有意地对文本进行了建构性的解读,从而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道统中的正当性.     

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分开是促进贸易和人权的最佳办法

本文从美中两国的双方利益出发，指出由于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政府使自己陷入了巨大的两难困境之中。文章论述应如何通过正确的途径去同时达成促进对华贸易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这两个目标，并提出如何保证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包括外交和贸易在内的整体利益的方案。     

市民社会人权的局限——浅析早期马克思的人权观

早期马克思(本文特指马克思从撰写<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稿这一时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权问题的看法,他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市民社会人权是利己主义性质的人权、异化的人权的特性,而且提出了在理论上超越市民社会人权的逻辑起点、价值原则以及实现手段.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权保障已成为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而侦查程序在人权保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侦查程序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目的实现程度。本文着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探讨,对现行侦查程序的不足作粗略分析,以及对其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联合国人权机构审议"慰安妇"问题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期间日军性奴役"慰安妇"事实日渐广为人知并超出了亚洲范围,而且作为妇女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机构从1992年开始持续审议"慰安妇"问题,在"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认定、"慰安妇"问题的法律责任划定以及如何解决"慰安妇"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并以此一再告诫日本政府.联合国人权机构由此成为解决"慰安妇"问题以及维护历史真相的重要参与主体.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一再拒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拒不接受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建议.更有甚者,日本一些政客肆意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使得"慰安妇"问题的根本解决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