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林立、僧人众多，政府与僧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在政府崇佛政策的支持下，为西夏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本文主要从不同阶层的施舍、寺院买卖兼并土地、高利贷经营、宗教活动、纳钱度僧和亡故僧尼的部分财产施入寺院等方面对西夏寺院经济来源作一简要论述。     

西夏佛教新探

本文利用新见的西夏文献和文物 ,对西夏佛教的一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作者搜集了多种西夏皇室发愿文 ,为历朝稀见 ,并指出它们的学术价值 ;西夏有三位帝师反映出西夏帝师制度的形成 ,并对元代帝师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众多的国师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点 ,国师在西夏佛教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 ,表明了西夏佛教的繁荣 ,但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西夏不同形式的佛塔展示出佛教建筑的多样性 ,也透视出佛教信仰多民族融合的风格 ;西夏首创以活字版印刷佛经 ,形成实用规模 ,并保存了很多早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

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有鉴于此，文章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加以探讨，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方面，追寻党项人在佛教信仰影响下思维的方法和特点，以求廓清西夏文字创制之谜。     

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

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与印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佛教联系。既有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说法，更有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来自印度的高僧拶也阿难捺（Jayananda）不仅在西夏担任僧职，而且还被封为国师，积极从事佛经的翻译，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无论西夏与辽、宋、金的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中印之间的往来僧侣皆可自由出入西夏境内，西夏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以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为例

佛经抄写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出版活动,本文以武周时期抄写<妙法莲华经>为例,考略唐代写本出版的概貌.唐代佛经出版从机构、人员、复制、校勘、装帧、流通等各环节都对后世的出版积累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中国古代手抄图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雕版印刷的肇始,而唐代佛经抄写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古代出版的发展影响深远.     

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

本文考证法国收藏的一件西夏文佛经残片。这件残片原出敦煌北区,内容为《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一,已刊布的西夏文文献目录都没有著录这种佛经,本文可以为西夏佛教文献学补充一份新的材料。     

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经实践

本文通过综合考察西夏新旧两种译本佛经的对勘成果，并结合施经发愿文，对仁宗时期的校经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希望理清仁宗校译佛经的宗教背景、校译规程、参与经师、校经原则、校勘重点等具体细节，为全面把握西夏仁宗时期的校经情况以及当时的佛教面貌提供资料。     

试论藏传佛教寺院翻译活动中的编辑学价值

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族地区的文化中心,翻译是寺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寺院中的翻译活动,论述了在翻译方法和组织过程中体现的编辑学价值,同时,在寺院的佛经抄写中也明显含有编辑劳动的参与,这是寺院翻译活动中编辑价值的重要体现.     

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具体表现在商人诵持、抄写、捐刻佛经,出资开窟造像,举办或参加各种斋会,与僧人交友往来,延请密僧禁咒除厄,前往寺院祈子延嗣,结成佛社,本人或后嗣出家为僧,死后由僧人为其设斋诵经、撰写墓志等方面.同时中土商人对佛教在汉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各种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往来各地,帮助僧侣寻觅经书,本人或后嗣成长为弘扬佛法的高僧等方面.     

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

吐鲁番发现的4件西夏文佛经残片中,最完整的一件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编号为T.M.190。本文指出这件残片是西夏转译本《郁伽长者问经》的一部分,汉文原文为曹魏三藏法师康僧铠译,见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一卷“宝积部上”。借助这片佛经残叶的解读,我们可以窥见回鹘与西夏佛教的交往史实。     

历史文物简介——承天寺塔

承天寺塔在银川市西南角的承天寺内,俗称西塔,始建于西夏毅宗天祜垂圣元年(公元一○五○年)。据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西夏皇太后没,藏氏为确保年满周岁就“幼登宸极”的毅宗皇帝“圣寿无疆”而建的。(也有的说是为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而建。)它是西夏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反映了西夏人民对佛教的信仰,也是西夏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巩固其统治的见证。     

敦煌俗讲变文的社会教育作用

佛教的思想理念和修行方法传入我国后，由于经书要义繁多、艰涩难懂，尤其是在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佛教进行传播的一种方式就是寺院聚众讲经。这种聚众讲经的方式，除了能够传播佛教教义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本文从讲唱者、听唱者及抄写者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敦煌俗讲交文对他们的不同影响和教育启示作用。     

五代科举与书籍印刷之关系

在考察五代诸国藏书及书籍刊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以外,当时所收藏和印刷的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仍在延续,并未停废。这也说明五代的科举与书籍印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科举的存在对于书籍印刷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甘博藏西夏文《普贤行愿品疏序》研究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G21.055[10705]佛经为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是陈炳应先生当年从古旧书刊中发现的,交甘肃博物馆登记珍藏的。佛经首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本文仅对疏序进行译释研究,通过对一些词语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文译本并没有严格按照汉文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在理解汉文基础上,结合西夏语的特点或当时习俗对有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这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诵经来保佑国祚长久的美好愿望,而且也彰显国家佛教之兴盛。     

西藏佛教艺术概述

佛教艺术，顾名思义是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发展的，它促进佛教思想的传播，为宣传佛教教义服务。西藏佛教艺术也与西藏怫教共生共荣同步发展，其内容、技法、颜色等，无一不与佛教教义相联系。吐着时期，佛教传入西藏，经过与西藏本土文化的相互斗争、吸收、融合，佛教终于立足于高原。随着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为代表的西藏佛教寺院的兴建，佛像、壁画等佛教艺术也应运而生。当时，唐朝的两位公主带去内地的能工巧匠及各种技艺，极大地推动了西藏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量佛经译成藏文，其…     

元代蒙译佛经跋诗简论

蒙译佛经跋诗,顾名恩义,一般指的是出自佛经蒙译者之手笔。如果穷源追本,跋诗是从题记(跋)演化而来。题记朴实无华、简洁记录有关书写(包括创作、阐释、翻译、抄写、刻印等)该经文的事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跋诗不过是词藻华丽的题记而已。但这种跋诗一旦成为一种风格,就发展成为一个文学种类或形式。就蒙译佛经跋诗而言,早已发展成为蒙古族佛教文学的一个种类。因此,笔者试图从蒙古族佛教文学的角度对蒙译佛经跋诗进行粗浅的探讨。 蒙译佛经跋诗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除交待写作时间、地点、人物、缘起等情况外,主要采用叙事、赞颂、祈愿等文学形式和手法。叙事部分作为当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真实写照,具有开宗明     

佛经文学视野中的唐宋诗学--评《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

经典是宗教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宗教经典往往兼具宗教性和文学性，既是特定的宗教文化载体，又是异彩纷呈的丰富文学宝藏。随着佛经被汉译后涌入中土，儒、道、释渐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支柱，其经典遂为文人士子所重视和喜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正如鲁迅所言：“晋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①唐宋时期，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文人士大夫不仅尊崇儒家元典，而且喜爱佛、道经典。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比道教更加兴盛，各地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大量佛经开始广泛流布，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佛经作为佛教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信徒和沾染佛学者，尤其是文士接受佛教的最直接、最主要途径之一。因此，阅读、抄写、研习佛经便成为唐宋文人士大夫日常重要的精神活动，这一现象对唐宋文学产生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西夏新译佛经中的特殊标音汉字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中有几部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刊印的佛经,是由西夏本土僧人宝源等新译的。这些经典中的陀罗尼秉承了唐代以来密咒梵汉对音的标音传统,在遇到难于在汉语中找到对当字的梵语语音时,采用了很多注音辅助手段,包括在基本汉字前加“口”旁,在基本汉字后加注“二合”、“引”、“重”、“合口”、“紧”和创制新的“切身”字等办法来描摹梵语的实际音值。这些特殊标音汉字的用法与《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用字有些相似。本文根据梵语,对夏译佛经陀罗尼中的特殊标音汉字所代表的实际语音进行了诠释。     

日本藏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考略

20世纪初在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其中包括西夏文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批珍贵的佛经文献当年散失严重,出土后一部分文献被掠至海外,劫余之物入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的精品,该文献保存完整,属于元代的善本,距今七八百年之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日本藏西夏文献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刊布,国内学者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的研究还很少,笔者在对日本藏西夏文佛经文献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比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海内外收藏的不同版本,试就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作初步的探讨。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

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出土后即部分遭到散佚。1929年有一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富的单位。本文根据当事人留存的著录、研究著作和回忆文章探讨这批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文献的数量、种类,国内诸家收藏及流失海外的情况;介绍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迄今的著录、整理和研究概况。认为今人对其中已有定论的所谓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