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美学理想的三个层次

美学理想是文学思潮的内在灵魂。通过与古典审美理想的对比，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的美学理想可以概括为否定现实世界、张扬感性自我、追求主体精神的绝对独立三个层次。把握了晚明浪漫文学思潮的美学思想，观察纷繁复杂的晚明文学现象，探寻晚明文学家幽微曲折的心路历程，或能收纲举目张、犁然有当之效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儒学的禅学虚化--袁宗道的心学诠释

袁宗道的“心学诠释”完全按照心学套路而彻底消解儒学本体、全盘拆解入门矩 ,卒归禅学“随缘任运”的“生死解脱”之旨 ,它以晚明士人心性之学的典型个案反映着作为时代之学的阳阳心学对士人“学问”的深刻影响和对士人精神的深度渗透 ,并以弃儒之禅显发了心学一门的佛禅本质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呼唤真情的理想之歌——论汤显祖的美学思想

汤显祖以“主情”说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是晚明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美学的主体性问题。汤所标举的“情”,是与“理”、“法”及古典和谐美理想相对立、带有激越的近代崇高气质的“情”,它在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统治的黑暗王国中闪射着璀璨的理想之光。这种美学追求在创作论中表现为对于情感、想象、天才、灵感的推崇,而它在美学观念和方法论上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美学的差异则反映出东西方两大美学的不同特色。     

论晚明士人的生死观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源自士人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晚明士人把对死亡的恐惧内化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力,而把对生死的反思外化为摆脱陈规陋习的不羁之举。这种生死智慧的物化形式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死亡态度的个体化,生活态度的自我性。     

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

晚明东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林人士士人和官员合一的身份,讲学而议政的治学风格,既有着传统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也反映着晚明时代的新气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学、为政和救世之间的追求和立场选择.     

论晚明士人自放生活的颓废审美风格

晚明社会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特殊原因,士人主体选择自放生活以期躲避宰制儒家所要求的崇高精神与人格的压抑,表现出颓废社会审美风格。晚明士人无论是狂行、狂言等以狂为美的自放生活,还是服妖、逃官以怪为美的怪诞之举,都表征着此种颓废社会审美风格的怪诞化特征。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贽:晚明文化的裂变——评“童心说”与“适己论”

李贽通过“童心说”与“自适说”,使晚明士人由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转向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由重视群体价值向重视个体价值的转向。李贽对个体生命意志的执着追求,对“无所待”人生境界的憧憬,深深影响着晚明士子对存在的关注,对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