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廖平《公羊》学的特点

廖平认为,《公羊传》独守西汉今文经学家法,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著作。《公羊传》虽为子夏所作,实际上是经汉代经师增补而成。《公羊传》的主要性质就是保存了西汉今文经学所讲的"义例",所以多"非常异义可骇之论";廖平《公羊》学的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使用了几个概念和判断提示了对文本达成统一之理解的方法,二是揭示了达成统一理解的内在根据。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公羊传》的形成

《公羊传》是《春秋》齐学的经典。以《公羊》出于子夏或是曾子等说,皆非定论,《公羊传》应该出于子夏、曾子等人。《公羊传》六次出现的鲁子,非曾子之误,而是对鲁地传《春秋》齐学者的统称。将《公羊传》著于竹帛的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但其书却是传《春秋》的齐学先师的共同成果。《公羊传》以公羊为名,其实却是《春秋》齐学,后人不知名实之异,而有关于《公羊传》传承的各种误说。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阐释的权利:董仲舒释经方法论要--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下)

董氏释经方法论是以“《春秋》无达辞”作为逻辑前提的。深察名号多用“形训”、“声训”、“义训”的训诂学方法加以阐释,其目的是以“天意”为依托,发挥以“名号”褒贬政治的权威性；推究辞指则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见其指,不任其辞”,追求“辞”外之“指”为特色为关键,它构成了董氏经学阐释学的基本特点,即将《公羊传》形下的归纳作为他形上演绎的前提,层层推演,最后得出一个言外之“指”。从而完成了由《春秋》之义到《公羊》之义再到董氏之义的嬗变,并在方法论上与道家的“得意忘言”说有相通之处。     

论何休学说的历史影响

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春秋公羊文谥例》等著述，在《公羊》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其使《公羊》基本理论体系变得系统与完整，而且也体现为何休本人对《公羊》学说的改造与丰富，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色。尤其是他根据《公羊》旧义充实“大一统”政治理论和“三世说”历史哲学的内涵，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维护统一、从事改良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阶段，人们更注意何休学说中“尊王”、“大一统”的政治观点。而到了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夜，人们的兴趣重点便转移到借鉴何休学说中的“张三世”历史哲学上来了。以此为依据，人们宣传维新改良的主张，指导社会变革的实践，于是出现了那场震憾整个晚清社会的戊戌变法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